:致辞

吴敬琏批农民进城拉动城市化论:有需求不等于有购买力
吴敬琏批农民进城拉动城市化论:有需求不等于有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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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09:21
保定被评为二线城市 副市长:高兴又恐慌 还需多努力
保定被评为二线城市 副市长:高兴又恐慌 还需多努力

保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俊岭[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09:44

主题演讲

诺奖得主基德兰德: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可持续的
诺奖得主基德兰德: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可持续的

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0:12
刘太格:城市建设远期规划要做到2070年
刘太格:城市建设远期规划要做到2070年

著名国际城市规划大师、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0:14
蔡昉: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2% 城市化任务远未完成
蔡昉: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2% 城市化任务远未完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蔡昉[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0:38
仇保兴谈中国城市规划误区:用工业区模式规划生活区
仇保兴谈中国城市规划误区:用工业区模式规划生活区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1:12
宋晓梧:新阶段的城镇化应是农民工市民化
宋晓梧:新阶段的城镇化应是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宋晓梧[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2:02
徐林:推动农民工城镇化 不然经济增速将降至5.8%
徐林:推动农民工城镇化 不然经济增速将降至5.8%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1:42
文贯中:允许土地自由交易 从政府配置到市场配置
文贯中:允许土地自由交易 从政府配置到市场配置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文贯中[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1:58
刘世锦: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落到实处
刘世锦: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落到实处

野三坡论坛主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2:46

市长论坛

袁喜禄:减少审批和准入限制 进一步打开创投大门
袁喜禄:减少审批和准入限制 进一步打开创投大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综合规划司司长袁喜禄[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4:20
张思平:深圳几乎没招过商 是公平的市场造就了辉煌
张思平:深圳几乎没招过商 是公平的市场造就了辉煌

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思平[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4:34
尼克希奇市副市长:欢迎来尼克希奇市投资
尼克希奇市副市长:欢迎来尼克希奇市投资

黑山共和国尼克希奇市政府副市长Marko Radojevic[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5:52
广元市市长:构建有序市场环境 切实降低企业税费
广元市市长:构建有序市场环境 切实降低企业税费

四川省广元市市长邹自景[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5:14
李瑞霞: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李瑞霞: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经济学博士李瑞霞[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5:31
马克·德金:旅游业是城市化进程最大的贡献者
马克·德金:旅游业是城市化进程最大的贡献者

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克·德金(Mark Durki)[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6:17

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

张红宇: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维护农户基本权利
张红宇: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维护农户基本权利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张红宇[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6:34
黄小虎:农村土改是一个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
黄小虎:农村土改是一个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

中国土地学会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研究院原书记黄小虎[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6:26
党国英:城乡土地规划管理体制改革产生长期发展红利
党国英:城乡土地规划管理体制改革产生长期发展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7:00
尹中立:土地制度对住房制度的影响
尹中立:土地制度对住房制度的影响

荣盛发展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院院长尹中立[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7:12

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

黄群慧:通过雄安新区带领整个河北转型升级
黄群慧:通过雄安新区带领整个河北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主任黄群慧[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8:15
张国华: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是公共服务业定成败
张国华: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是公共服务业定成败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院院长张国华[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8:47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5日  18:01

进城与下乡

王小鲁:大城市要公平对待所有公民 放宽落户条件
王小鲁:大城市要公平对待所有公民 放宽落户条件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09:31
刘守英:农二代若被迫回乡 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刘守英:农二代若被迫回乡 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原副部长刘守英[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0:04
王峻: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模糊城乡界限
王峻: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模糊城乡界限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县委书记王峻[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0:13

抢人大战与城市 竞争力

倪鹏飞:“竞地”正让中国城市变得人财两空
倪鹏飞:“竞地”正让中国城市变得人财两空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0:43
韦森:减税要落实到实处 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韦森:减税要落实到实处 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1:14
刘培林:人口红利有意义 但没想象中那么大
刘培林:人口红利有意义 但没想象中那么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长期发展基础领域首席专家刘培林[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1:34

城市化路径: 都市圈和城镇化

蔡继明:让市场决定人口与土地的空间配置
蔡继明:让市场决定人口与土地的空间配置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1:47
德地立人:东京大都市圈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德地立人:东京大都市圈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研究员德地立人[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2:18
肖金成:城市群一定要有大城市 有大城市才有都市圈
肖金成:城市群一定要有大城市 有大城市才有都市圈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土地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09月16日  14:31

日程安排


9 月14 日星期五
14:00 - 18:00 参会注册(阿尔卡迪亚酒店一层大厅)
18:30 - 20:00 欢迎晚宴(仅限受邀嘉宾出席,悦盛厅)
晚宴致辞:郭建英,保定市市长

9 月15 日星期六
上午:主旨演讲(全体大会) 会场:荣华盛放厅
08:30 - 08:50 听众入场,播放VCR
08:50 - 09:00 开场曲小提琴演奏
09:00 - 09:20 开幕讲话(河北省领导)

09:20 - 10:40 主旨演讲
主持人:
刘世锦,野三坡论坛主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CEF)组委会
野三坡论坛· 打造中国达沃斯
演讲嘉宾:
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
吴敬琏,论坛名誉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仇保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
刘太格,著名国际城市规划大师、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

10:40 - 12:00 主旨演讲
主持人:
马誉峰,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执行主席
演讲嘉宾:
徐林,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刘世锦,野三坡论坛主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12:00 -12:10 与会嘉宾合影(国际会议中心广场前)
午餐:演讲嘉宾(悦盛厅),保定参会人员(百草厅),其他(碧苑轩)

下午:分论坛会场:荣华盛放厅
13:30 - 14:00 听众入场,播放VCR
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CEF)组委会
野三坡论坛· 打造中国达沃斯

14:00 - 15:00 市长论坛(分论坛一):优化城市营商环境
主持人:
倪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演讲嘉宾:
袁喜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综合司司长
美国市长(确认中)
日本市长(确认中)
张思平,深圳市原副市长、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

15:00 - 16:00 分论坛二:抢人大战与城市竞争力
主持人: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演讲嘉宾:
倪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马克·德金(Mark Durki),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

16:00 - 17:00 分论坛三:城市化路径:都市圈和城镇化
主持人:
倪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演讲嘉宾:
蔡继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CEF)组委会
野三坡论坛· 打造中国达沃斯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晚上(两场活动并行)

19:00 - 21:00 野三坡夜话(对话诺贝尔奖获得者芬恩·基德兰德)
19:00 - 21:00 交响乐晚会(保定交响乐团)

9 月16 日,星期日
上午:分议题(全体大会) 会场:荣华盛放厅
08:30 - 08:50 听众入场,播放VCR(会场:国际会议中心)
08:50 - 09:50 分论坛四:雄安机遇与京津冀一体化
主持人: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演讲嘉宾:
肖金成,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
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主任
张国华,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院院长
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CEF)组委会
野三坡论坛· 打造中国达沃斯

09:50 - 10:50 分论坛五:进城与下乡
主持人: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演讲嘉宾:
张红宇,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原副部长
王峻,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县委书记

10:50 - 11:50 分论坛六: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
主持人:
蔡继明,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演讲嘉宾: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1:50 - 12:00 闭幕致辞
刘世锦,野三坡论坛主席

最新新闻

肖金成:城市群一定要有大城市 有大城市才有都市圈
肖金成:城市群一定要有大城市 有大城市才有都市圈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土地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出席并演讲,题目为《城镇化、都市圈与都市群》。 以下为演讲实录: 肖金成:我现在讲城镇化,这个概念我觉得误解很多,认识差异也比较大,我认为的城镇化非常简单,不是那么复杂的。城镇化就是伴随着工业化,农民从农村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再简单一下,农民进城就是城镇化,而且城镇化和城市化没有区别,这两个是一回事儿。有人就把它当成两回事儿,不让农民进入大城市,光让进入小城市,不是那样的。这两个概念一直。 现在城镇化收入比较靠,我们的主要任务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提高不是把城市建的更漂亮,把路建的更宽,而且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要让他成为市民,要让他全家成为市民。 我们现在城镇化战略还是要推进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城镇化里面58%,我们的目标也就是到2030年,城镇化水平要达到70%,那时候城市人口将超过10亿,农村人口要减少到5亿。这是我们的预计,预测的。未来我们的展望到2030年,那时候的城市人口10亿,农村人口5亿,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什么以推进城镇化?为什么要让农村人口到城里来?第一个是摆脱严重失调的人口城乡分布格局对公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制约。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农村人口太多了,靠农业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 第二个,城镇化是摆脱农村人口贫困和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我觉得这个意义要充分认识到,我们说靠农业他的收入一定不会高,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认识到,靠现在的土地,靠农业能养活我们现在七八亿的农民吗?第三个提高素质,教师在城市,让儿童在农村是不好提高的。 第三个,城镇化有利于减轻生态地区的压力,从而改善生态环境。要想保护生态,只有让他转移出来。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新中国初期,我们的城镇化只有10%左右,这个10%左右的比例也不低,真正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不到5000万,到1978年城镇化水平17.9%,人口是17000万,到了2000年城镇化水平36.22%,成活在城市人口是4.6亿,农村人口还有8亿。2017年我们的变化很快,城镇化水平58.52%,生活在城市人口8亿,农村人口还有6亿。这就是我们的变化和成就,但是刚才各位专家也说了,2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并不好,还有1亿的留守老人,这是我们不断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下一步,我们这么多的贫困人口,到底要到哪里去?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人口要进程,我们说十九大报告有这么一句话,对城镇化问题这句话非常重要,以区域中心为重点,这个区域性,更多是在城市之外。 另外一个,以都市圈为核心,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都市圈实际上大家很容易理解,前提是要有大都市,没有大都市就没有都市圈,我觉得刚才我们蔡教授已经讲了这个问题。都市圈的概念就是从日本拿过来的,日本人提出的概念,都市圈,这个都市圈实际上就是以大都市为核心,因为大都市的人口多,规模大,质量高,所以辐射范围就大,这个辐射范围我们把它叫到都市圈,辐射半径,不是人为画出来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画,我画大一点,画大了都高兴。你一定是受到辐射了才行。 这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阶段,才开始是出行,后来才辐射,都市圈成熟了不是一个圈了,变成三个圈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城市群。 这个图绿色是河北,环首都圈,北京加上河北的相邻县我们把它叫环都市圈,这个我是有不同的看法,真正的辐射,跨越经济区的,挨着北京就辐射,不挨北京就不辐射。北京的大部分县都是北京的辐射单位。都应该是都市圈的范围,不能人为去画这个圈。 都市圈的理想场景,我觉得作为都市圈,我觉得我们它应该是城市的辐射,它应该现代服务业在核心城市集聚,制造业客散之外围地区,核心地区依托外围地区获得持续繁荣,外围低于通过参与分工实现振兴。 现在讲城市群,城市群都市圈发展到一定程度,周围城市也在发展,这个圈和圈连在一起就形成了都市群,我觉得城市群纠正一下个概念,城市群不是一个群体,城市群的必要条件一定要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就有了都市圈,它不是几个城市数量多就是城市群,把城市当成人群那是不对的。概念不是看这个组合,是有一个内涵和外因。 根据城市群的概念,我们做了测算,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大城市群,我们发现城市群都在东部,那半边几乎没有,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地理条件,东部适合人类居住,东部的人口比较密集,人口密集就形成了城市密集,这就为城市群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说你的城市群怎么搞的不均衡?怎么不在西部画一个?西部画也不好画。我们说都在这边,这根我们的中国地理条件有关系。 第二点我们发现,我们的十大城市群,经济比重占全国的比重是60%以上,我们十大城市群,经济比重占60%,人口的比重是占30%,所以这就为我们的未来人口趋向提供了依据,未来我们的人口还是要向城市群聚集,这样才能出现区域协调发展。 刚才提到的问题,人往哪儿里去?人往城市群里去。城市群还有很大的潜力,这是我们研究的结论,也就是我们的城镇化,城镇化出来了到城市群里去,我们的城市群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有的人说这个地方不够,我们的人不需要很大的地方,哪里适合人类居住,哪里有就业、收入我们就到哪儿去,很多学者给人出主意,说你不要到大城市去,要到小城市去,小城市就业岗位少,所以现在那儿有岗位就到哪儿去。一要以人为本,按照市场质量,不要强制的去,人有两条腿。 最后给大家提供一张图,这张图要认识中国的国情,大家说我们的规划师用了五年时间对我们的地理状况进行了测算,我们的国土面积很大,但是适合人类发展的空间并不大,绿色的适合人类生存发展,黄色的不太适宜,真正适宜人类生活国土面积只有一部分,所以我们要节约,虽然大部分人到了城市,我们不能浪费城市,不能占用中国的空间。 这是我们的京津冀地区,我到了保定,昨天我就讲了,这是十大城市群之一,北京是都市圈,天津也是个都市圈,石家庄也会成为一个都市圈,现在规模庞大,河北的南部大都市,我们京津冀的城市群还是比较合理。另外我们的城市功能分工要明确,这样才能形成城市群。 好,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9月16日 14:31
德地立人:东京大都市圈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德地立人:东京大都市圈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研究员德地立人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为:《东京大都市圈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以下为演讲摘编: 德地立人: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日本城市化的经验,第二是日本城市化的教训,日本走的弯路中国还要走这个弯路,第三是简单提示一下我自己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 这是日本东京,大家都知道日本东京实际将要成为一个核心,扩展到周边的县城,再扩展到城镇,这些地方加在一起,聚集了日本20%-30%的人口,这种核心区域对各种交通形成了一个物流信息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的国际大都会的大城市,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为什么大都市的人口在不断的增长,为什么人口影响大城市,这张图说明了很大问题,希望大家认真看,这有两个曲线,从1955年到2005年,左边的是从农村流进日本的三大都市圈这个人员,大概从1955年到65年期间,每一年都有65万人的人员流入大城市,到了1970年开始又极具的下降,大家知道有一个金融危机,还有当时写了一本书,他实施的政策是国土均衡发展的政策,大城市发展的非常快,主要国家的资金主要投入在大城市里,开始这些资金流向非大城市里,到了1975年左右,人口就减少到10万人不到,到1990年是经济形成的过程,很快又下降,甚至有流出的现象。 这是一个人口流入流出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红线,红线和它走的几乎是一样的,一样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日本最高线和最低线的比较。如果1977年时整个低位的线收入和大的这种高收入的比较差上两倍的时候,到两倍的时候是下降,这个差距在1.6倍的时候,,城乡差别有增速的情况,这就是一个日本的情况。城乡差别越大,有可能人口流进大城市,如果城乡差别小了就不进来了,因为大家知道城里的物价比较高,这是日本情况。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转换的过程中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我们看以下这个图,跟刚才是几乎一样的,从1950年到2005年,最左边没有数,但是黄的是第一产业,当时有48.6%,栏的是第二产业,21%,还有红色是29.7%。农村人口变成了五分之一,是被谁吸收了,主要是二产和三产,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转换,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这块的提高是最大的,而且反过来农村只有五分之一了,但是产出是一样的,其实农村的市场效果提高了五倍。那么从1970到2005年大家看到右边服务业就变成了71%,从1970年的35%降到了25%,农业从10%降到了4%,也就是说在1970以后的转换农业是下降的,但是更多的是从二产走到三产。 大家知道服务业,什么样的服务业效率是最高的,实际经济增长最快是1970以前,但是后面的下降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必须搞清楚城镇化必须是在第二产业过程当中,应该说放大这种生产率的。 昨天吴敬琏老师说:“在人员,资金,技术聚集的地方能够产生新的理念和思想,通过彼此的交流和竞争可以产生技术创新、盈利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所以如果有正确思路和实施,现代城市化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动力。 我们城镇化的“弊”在哪里? 大家知道污染,交通堵塞,贫民窟、治安等这些问题是各国共同的问题;非城区农、牧、渔业的产业与社会发展是需要成为国家的新任务。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扬弃利弊的过程,一方面不断实现产业自身发展和升级,同时还要不断改善和克服城市化带来的弊端。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城市化顺序首先是企业发展—就业扩大—推进城市化—城乡互动,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而不是相反。 日本经验告诉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极其重要,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制度,规划的制定。城建、基建的规划,资金配套政策原则,必须是合理公平,综合配套,与时俱进。 第二是协调和实施。刚才讲过城镇化非常好,不管是经济上、产业上都是有关的,所以政府内部要协调,跨地区间和与民间的协调,但是这种协调怎么做呢?我们有一些专门的委员会,比如首都圈建设委员会,学者、地方政府、各利益团体的代表参加;向政府提出的建议,还必须公开,并对政府有较大的约束性。 第三是执行组织的建立和管理。当时日本有开发银行、住宅公团、道路公团、住宅金融公库等。他们这些对日本经济房和廉租房的建设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总结一下比较重要的一句话:“在城市化过程中,有效政府可以发挥极大力量,而无效政府越发挥破坏性越大,而市场导向是成功的关键”。 和泉洋一总理助理说:“日本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伴随的产物,是自发演进的过程,而完善城市建设是对这种总趋势的追认。如果误判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政府主导推进的城市化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是在2013年6月16日国家外国专家局建言座谈会上。 二、 日本城市化的教训 总结日本城市化的三句话: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市场导向的城市化, 政府顺市场而为的城市化。我没有认为日本做到了,但是至少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就是做了规划。另外我们总结也是按照他总结的失败和成功的例子,只拿这个标准来做。 我们再看一下拿这个标准来做结果是什么? 首先跟这个题目有关,中小城市同步发展(严格控制特大超大都市圈发展),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成功案例深圳。 1,通过激烈的自由竞争不断实现产业升级; 2,深圳自身发展不错的同时还带动周边城镇发展,周边城镇又从产业链上扶持深圳发展,形成了的良好的循环; 3,政府很开明,支持产业发展但不干预经营,即使企业经营上出现问题一般也不会救济企业(鼓励竞争); 4,深圳的工作,居住,文化环境建设有序。 5,深圳已成为集于电子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一身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最有竞争性的国际城市。 另外一个有争论的案例鄂尔多斯。我认为是难以为继的,也让我想起日本搞公路高铁建设,以城市开发导向的大规模城建,使鄂尔多斯曾出现了一片一片的鬼城;城建结束了,其他产业也没有跟上来,就业机会也随之减少,经济难以为继。 户口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城镇化是人口流动为前提实现的。人为分为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户口制度,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制度;它不仅不符合市场决定人力资源分配的原则,实质上也在扭曲市场导向的城镇化进程,应该尽早原则全部放开。 城镇化率58%中没有城市户口的16%的城市农村户口,不仅受到城市里的“歧视“成为二等公民,实质上也影响了中国城镇化的进度。 土地流转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无法协调的问题,最终牺牲的还是农民。 改革开放前期,在地方政府还没有足够的开发资金时,政府低价收购农田,优先发展工业是有它的经济合理性的。但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土地流转问题还得不到解决,是为悲剧。 在保障整个农耕地面积的前提下,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将对缓解房价高涨,促进廉租房,经济性房建设等都有积极的影响,应该早日解决。 最后是“少子老龄”,中国城镇化时不待人。 大家都知道90前后每年曾有3000万新生婴儿,而到十年后00年时降为一半。16—19岁之间年龄即进城打工的年龄人现已降到了3000万人,而且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些年轻人拒之门外,中国的城市化将受很大的损失。 老龄化的进度之快,影响着城市的活力,而中小城市的问题更严重。 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重视起来,健全全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同时,要尽早纠正扭曲城镇化推进的一切障碍,这是政府必须这么做的,使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9月16日 12:18
蔡继明:让市场决定人口与土地的空间配置
蔡继明:让市场决定人口与土地的空间配置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让市场决定人口与土地的空间配置》。 其表示人为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抑制了城市化进程,由于人为的限制人口的流动,导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是非常低,速度是非常慢。表面上看我们2017年达到58.35%,但是如果和同期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是落后的。 2011年到现在,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在下降,在一个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城市化还应该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农民不愿意进程,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反常的。所以蔡继明指出,我们应该应取消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计划控制,优先发展大城市。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继明:首先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全面理解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大家知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接下来我想要说的,对“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曲解,尤其是政府有关部门和政府的官员,他们说土地资源配置不能由市场决定,这是个例外,而只能由规划和用途管制决定,这样一个理解完全就限制了,曲解了三中全会的利益,三中全会说的是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非指特殊的资源,而是一般的资源,怎么能够把它排除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之外呢?这显然是对三中全会的误解。 有官员说,只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即存量乡镇企业用地才能入市,经营用地指的是什么?乡村现存的乡镇企业用地,但是大家知道,农村企业用地只占14%,而且这就是土地已经在投入使用了,所谓这一份土地入市,仅仅是给他们一个合理合法的身份,并不能够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农村大量存在的是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占了70%以上,但是这就是土地不能够入市,就算入市土地不能用于房地产开发。农户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出租转让抵押,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这就是对市场配置资源决定作用的一个严格限制和区别。 下面我要分别谈让市场决定人口最城乡及城市之间人口分布。我们看一下过去我们是怎么配置人力资源的呢?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已经导致使我国过早进入老年社会,那是对生育领域的计划控制,而不是按照人们的生育意愿。我们再来看存量人力,我们搞了知识青年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这是典型的逆城市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仍然是计划配置。进城难落户迁徙难定居导致半城市化及家庭分裂,还是计划配置。我们70%的产业工人背着农民工称号;没有城市户籍的2.2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被城市化的;尤其造成了3600万流动儿童,6100万留守儿童;5000万留守妇女,5000万留守老人;每年的春运大潮不就是跟这种大城市化相关吗?2018年均为29.7亿人次。 人为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抑制了城市化进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我国城市人口分布的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 可是这是市场规律,是普遍的经济规律,无论是从大城市占整个人口的比重,大城市的数量,都明显的反映出特大城市500万以上的,乃至超大城市,人口的城市,都是在优先发展。我们国家从1950-2035年全球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由于人为的限制人口的流动,导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是非常低,速度是非常慢。表面上看我们2017年达到58.35%,但是如果和同期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是落后的。如果看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常常说用了三十年走了欧洲二百年,美国一百年,日本几十年走过的路程。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率为58.52%,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35%,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6.17个百分点,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总数为2.25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 接下来还有一个被大家忽略的,我们讲的是城镇化,西方国家讲的是城市化。城市化指的是658个城市人口,城镇化是除了这658个城市之外还有2万个小镇,每个小镇的人口是1万。2万个小城镇里就是镇民,不是市民。我们的城镇化率又是40%。速度是慢了。 城市化率远低于城镇化率,由于片面推行优先发展小城镇、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就近城镇化的政策,58.52%的城镇常住人口中还包含着2.2亿居住在小城镇中的镇民。 2011年到现在,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在下降,在一个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城市化还应该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农民不愿意进程,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反常的。 所以我们应该应取消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计划控制,优先发展大城市的理由有很多。到目前为止广州、上海、北京能达到1000万以上,上海和我们总人口补的比例,跟世界上最大城市,各国人口的比例,我们的三大都市群和美国、日本的三大都市群占GDP仍然是很低的。 如何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房价十年九调越调越高,中房智库研究院2017年全国35个重点城市房价收入比报告:相比2016年,2017年房价收入比下降的城市仅9个,而7成以上城市房价收入比仍在上升,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房价差距越来越大。 从中外建设用地占比及构成比较,美国、日本城市用地分别占国土面积的3.1%和4.2%;我国城镇用地只占国土面积的0.95%,不到1%。国际上居住用地一般占比50%左右,工业用地占比10%-15%相比。这里面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比如,美国居住用地比例在1980-2007年从未低于54%,2015年住宅用地比例达61%。2016年我国城镇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工业用地比例分别为31.7%、18.4%,中国人均居住面积是欧美等国的四分之一,落后菲律宾等穷国及美国1950年居住水平。 北京与东京居住条件比较,东京2013年5层以下住宅数占比为78.07%,6-10层住宅数占比为12.61%,11层以上为9.31%,独立住宅数占比40.69%。按城市功能区口径北京的人口密度只相当于东京的0.62,但住宅所在建筑属于10层以上楼房的家庭户数占比为22.86%。 人口和土地资源是逆市场化配置。人口从西向东流动:2008年至2016年东部地区每年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不足1000万人,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外出人数约6500万,其中流向东部地区的人数达5960万。 土地供应从东向西倾斜: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占比却从2003年的29.6%提升至2014年的60% 新城建设的区位与人口流动方向背离,中西部出现了住房库存。 我们政府部门也是相应的配合这样一种人口的流动,他实际上是严格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土地供给。这是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泡沫、三四线库存泡沫的根源。 下面我讲一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突破,我一共讲七点,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坚持公益性征地原则,缩小征地范围;放宽对农地入市的限制,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不仅如此,只要符合规划,不管是建设用地,还是农地都可以直接入市。既然你的前提条件已经符合条件了,为什么国有之后才能入市?我曾经跟中央民办官员争论过这个问题,不是集体所有制,而是因为不符合规划。我就问,我这儿有一块儿农村集体建设,我要报规划。他说那不行,还是对集体所有制的一种体制,所以符合规划,任何土地,包括基本农田也一样是转变成建设用地,如果是公益性的你就征收,如果不是你就得允许直接进入市场。 接下来是赋予农民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权,扩大农民获取财产收益的渠道;这个不仅包括使用权,还包括出租、使用、转让。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应该根据我们国家目前同意一般规定,来设置土地上的使用权的物权。而不应该用我们的无权法建立宰土地管理法上。接下来要允许增减挂钩指标跨村际省际交易,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城乡建设用地的有效配置;我们一亩地的增减挂钩是30万,要是卖给北京大兴就是2000万,我们为什么不用市场监理机制,在全国范围内让增减挂钩的机遇指标进行流动,让土地扭转到最稀缺的地方,从而增加农民的收益。 消除农地规模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我不赞成刚才县委书记说的原住民是哪儿来的?原住民原来就是那一个姓吗?按照现在的土地承包法,按照现在的政策,外来的农民永远是外来户,就和我们的农民工永远背着农民工的称号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能够融入当地?更何况还有城里人要下乡。现在维护的耕地只有8.6亩,谈得上乡村振兴吗?只能到成里边去发展,就靠这8.6亩地是谈不上乡村振兴的,什么时候变成86亩,什么时候变成120亩再谈乡村振兴。 最后一点,土地修法的顶层设计要上下一致,消除各项法律规章之间的矛盾。1998年之后出台了新的政策,包括土地管理法,事实上从八十年以来,土地归国家所有,所以要实现这个修法的一致性首先要修改宪法,要既可以国有,也可以集体所有。 最后我要谈的的是消除对三条红线的担忧,昨天谈到了几个似是而非的理念,应该破除。我们现在马上就搬出三条底线,我们没有说要改变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也是公有制,我们讨论的一切问题都是使用权,不涉及到所有权。第二,耕地红线,我们只做建设用地的文章就足够了,农村19万平方公里,我们刚才说到拿出宅基地的三分之一,就足以使城市用地建设50%。第三,保护农民利益不受损。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9月16日 11:47
刘培林:人口红利有意义 但没想象中那么大
刘培林:人口红利有意义 但没想象中那么大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长期发展基础领域首席专家刘培林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解放人比抢人更重要》。 刘培林认为, 人口红利有意义,但是它的意义没那么大。人口红利会增加供给能力,也会增加需求。过去的人口红利对GDP发挥的作用是多大呢?2016年中国GDP是1978年的32.2倍,2016年中国总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分别是1978年的1.4倍,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因素导致我们的劳动力是1978年的两倍。 人口红利因素对我们的增长贡献是多少呢?应该是2/1.4=1.4倍,扣除了人口增长、人口红利以后,那么中国过去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按经济活动人口计算,2016年中国生产率是1978年的16.1倍,即使考虑人口红利的间接贡献,生产率提高也是主动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培林:各位上午好,我的题目是《解放人比抢人更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不是不想缴税,我们愿意交更多的税,为什么?当你交更多的税的时候意味着你的收入更高,我跟大家分享下我的看法。 第一是有些城市在抢人有一些很优惠的门槛,抢人有一些好处,在座的很多是领导,我们来猜测一下抢人有什么好处。首先能扩大供需,人多,手多,供给大。同时也可能市长们的追求提升自己在城市当中的位置,人多,口多,需求大,追求规模效应。也许抢人的地方眼下最期待的是稳住或拉高住房需求,刚刚也有专家讲了,可能是为了房地产去库存。 那么抢人大战还会有什么宏观方面的效果呢?从市场考虑是扩大供需,但是从宏观来看可能会取得这样的效果。我们知道在一些超大城市疏解功能的背景下,另一些城市抢人,可起到稳定城市化水平的效果,也有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那么另外一些城市抢人的人就能够抵消疏解功能对城市的负面功能,同时抢人也会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我们现在说要提高城镇化率,可以说抢人也会提高城镇化率的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抢人的好处我觉得不能高估,也没有那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和招商引资大战相比,引资大战是正和博弈。为什么这么说呢?引资大战增加本地资本,通过快速增长和资本积累,也促进全社会资本积累速度提高,进而增加全社会的资本,每个城市进行招商引资大战会导致全社会资本的更快积累。 但是抢人大战就不同了,我个人认为抢人大战基本上是零和博弈。抢人大战很难促进生育率提高,至少短期内很难。不会提高生育率的情况下又爆发抢人大战,抢人大战只会推高“人”的价格,而不会根本改变城市间人口分布。我们发展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本意,发展就是让人变得更值钱,但是一个正常的途径是应该通过“生产率提高——收入提高”的路径,而不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抢人大战。 为什么会有抢人大战,一个考虑是人口红利,我想说明的是人口红利有意义,但是它的意义没那么大,从长期来看解放人比抢人更重要。人口红利对增长,它会增加供给能力,也会增加需求,这是大家都很明白的直白的道理。过去的人口红利对我们发挥的作用是多大呢?长期增长的主动力是生产率提高,按不变价计算,2016年中国GDP是1978年的32.2倍,2016年中国总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分别是1978年的1.4倍,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因素导致我们的劳动力是1978年的两倍,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因素对我们的增长贡献是多少呢?应该是2/1.4=1.4倍,扣除了人口增长、人口红利以后,那么中国过去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按经济活动人口计算,2016年中国生产率是1978年的16.1倍,即使考虑人口红利的间接贡献,生产率提高也是主动力。 从这里看出来提高生产力比增加更多的人才更加重要。怎么解放人呢?解放人有一系列的条件。解放人的标准是人尽其才,什么叫人尽其才呢?我有两个看法,第一人和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大家不会否认,但是我并不是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并不比富人的孩子能力更低。人和人的能力没有多大差别,我们观察到谁当律师,谁当打字员是分工的结果,并不是他们的差异导致的。我们想一下,今天全球70亿人没人只做一件事做到极致肯定是有增长效益的,大家扪心自问一下,每个人只在一个岗位工作,我们的福利是有天花板的,是有够的,那么熊彼特提出了企业家的重要性,他说增长主要是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贡献,那么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什么职能呢?我个人认为是要扩大人的思维边界,分工的天花板才会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要把熊彼特和亚当斯密的理论结合起来。为什么有的国家企业家就多?为什么其他国家企业家就少? 我接下来想分享一些我个人对如何让一个国家的企业家多起来的观点,我觉得从长期来看,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自我发现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力。我说的这个自我发现,企业家和创新者不是别人挑出来的,不是老师教出来的,钱学森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创新性人才,创新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是自己摸索试错试出来的。 我觉得首先有一条,就是不要把老天爷派的企业家扼杀到摇篮里。这是一个人的先天能力的分布,富人家也可能生下一个能力不强的孩子,穷人家也有可能生出一个能力很强的孩子,这是先天的分布。我们问一下,我们的父母都是孩子第一任老师,中国教育孩子用的最多的词是什么?可能最多的是听话,你要让孩子听从一个他的意志,听他来做考虑。这个红色曲线的分布,我们都按标准化的教学大纲刷标准化的题,这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条红色曲线,和老天爷派下来的先天能力有一个差异,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曲线左边夹角的区域,是我们把笨孩子训练的有了很高的能力,你可以想象我们收获了一万个士兵,但是我们的代价是可能损失了1万个将军,右边就是我们损失的有潜力的孩子。 中美之间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差距,美国在监狱的人数比中国多,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教育出来的曲线和先天的分布一样,就是和蓝色曲线非常接近,我们中国用鞭子抽打,其实和日本韩国一样,我们的代价是损失了这些人中的企业家和天才,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天才不被湮灭的前提下让每个人都有上场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保证产权,我不再多重复。 第三个条件是让他们在赛跑的过程中变换跑道,不能说按照你的赛跑,一个长跑,有的人只跑里面的跑到,有的人只跑外面的跑道,要在实践中不断的去试错,去发现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才能。当然创业也会有失败者。 接下来这一条,创业、创新、冒险,每个人都发现最大的潜能,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整体的预期收益取决于四个因素,成功的概率、成功的预期收益以及失败的概率、失败的预期收益。我们知道随着一个社会提高,生产力的提高,我们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出来,我们也能付得起更多的社会保障,从而让更多的人敢于出来试错。当然社保越高,也会有一个效果,就是养懒汉,这里面要有一个权衡,这个里面要有一个精心的设计,免费的午餐,北欧的高福利并没有拖累社会的发展。 第五,尽可能缩小起跑线的差距。继承的财富格局把人们置于不同甚至悬殊的起跑线上。穷人家的孩子可能很有企业家的潜力,很有创新精神。把下一代放入不同的起跑线上,今天可能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收入差距格局,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让下一代的天才能够踏上竞技场,那怎么办呢?就需要代际之间的再分配政策加以调整,这样下一代人才有机会踏上竞技场。单设如果代际之间的力度过大,爸爸就不愿意干了,但是遗产税不高的话我们就会损失下一代的天才。 这些都是基本问题,也要考虑一些基本东西,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观点,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9月16日 11:34
韦森:减税要落实到实处 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韦森:减税要落实到实处 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为《如何把为中国企业减税落实到实处》。 今年上半年总理报告明确说,减税要为个人和企业减税8000亿,但是今年上半年,国内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了16.6%、17.4%、12.8%和20.3%,同比GDP增加了6.8%。说要减税,但是税负真正降了吗?问题到底在哪里? 最新数据表示,企业亏损面大幅度上升,亏损额也在大幅度上升。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税收降低25%,外资降低25%,在这时候政府的税收却在猛增。 韦森认为,真减税要减到增值税率,或者是降企业所得税。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以下为演讲实录: 韦森: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年了我总是用右边的图,这个图是四十年的改革最终千条万条市场化的改革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但是大家知道,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就开始下行,下行的同时发生了一个事情,中国经济几乎萧条了四年。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制定的那一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这个结果是什么?我粗算了一下,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15年我们政府整个宏观增加到10.6倍。 在这时候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猛涨,其中2016年2月26日上海召开财长和央行行长上海会议,部长就说我们现在要减税,从今年的营改增要减5000亿。我再问你一个问题,2004年我们GDP增收,是多少呢?7.5%。增长目标是多少呢?8%。财政增长目标是多少?7.5%。我说你定的指标都高于GDP的0.5个百分点,你减的是哪家的税? 这个问题马上被总理看到了,答记者问的时候,营改增以后决不允许任何一个行业的税率要高于行业的增长速度,每年都说减税,这是我们的克强总理要推动减税。 这是克强总理的决策,我们在7月16号,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但是到底减税了吗?减税是减税,目前中国的税负高不高?按照世行也好,按照央行的研究也好,中国目前的总税率,我们是世界上差的最高的,我们这个排名,我们是1:89,我们排88。 一说减税,政府就说你们不当家,你不知道我们的难受,地方政府的负债这么大,中国的财政去年是2.8%,实际上财政体制占3.8%,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们不算太高,并且负债比重我算了55左右。美国政府最高的时候它的GDP都对应8%,特朗普还能减税,我们只占2点几就不能减税了吗? 再看这个呢?一方面是政府的负债很大,包括去年地方引进的负债很大,但是另一方面悖论是什么?中国的政府财政存款不断攀高。今年的就超过5000亿,4月份到7月份,李克强总理至少要开两次国务院财政会,前两天财政又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预算执行管理加快指出进度的通知》要加速大家快点花钱,将近三十万亿一直在攀高,有一个政府像我们今天这么好的状况吗?就没有减轻的空间吗?企业呢?1994年以来政府各部门年中突击花钱,就这样中国没有减税空间。 第三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减税?实际上7月份开了国务院的制度会议,那年年底我们在天津开了几个会,我们用各种办法营改增,到底减没减税,到了7月份多收了几个亿,我们算了一下,至少营改增多少了3000亿。 即使财政部发的新闻稿,增值税增加了30.9%,营业税减了40.4%,2016年营改增多收税将近1800亿。今年经济这么困难,今年是怎么涨的? 今年上半年总理报告明确说,减税要为个人和企业减税8000亿,但是今年上半年,国内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了16.6%、17.4%、12.8%和20.3%,同比GDP增加了6.8%。这到底减税了吗?企业多么困难啊,所以目前中国的形式,中国形势国内国际环境如此限额,投资如何增长,消费如何扩张经济增长如何跳出? 大家看一下最新的数据,发布了企业的状况,企业亏损面都在大幅度上升,亏损额也在大幅度上升。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税收降低25%,外资降低了25%,在这时候政府的税收却在猛增。 但是我们的克强总理,我注意到克强总理落实减税降税的情形,但是问题是什么?发改委也在说,要落实建设,真正降了吗?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觉得你要减税,他还是在高速增长,你要真减税你就要做到减税的道理,政府财政收入低增长才要减税吗? 第二个,要真减税要减到增值税率,或者是降企业所得税,不降税率在目前基本上我们的企业之间都有增值税发票,在这种情况下真降税就降税率,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9月16日 11:14
王小鲁:当前城镇化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人口城市落户
王小鲁:当前城镇化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人口城市落户

  王小鲁:当前城镇化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人口安家落户|新京报财讯 新京报快讯(记者 陈鹏)“我觉得当前在城镇化中,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人口安家落户,获得社会保障和获得公平的市民待遇。”在9月16日的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演讲时说到。关于城乡人口流动的问题,王小鲁从“进城人口的市民化”和“城市居民下乡”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过去四十年中,城镇化的进展蛮快的,改革初期(城镇化率)大概是17%,现在是58%以上。这个城镇化的进程中间缺了什么?”在王小鲁看来,有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就是有大量的农村进城人口没有落户,没有变更实实在在的城镇人口,没有享受和别人同等的市民待遇。 他举例称,按照官方的统计,还有2.25亿城镇常住人口无城镇户籍,因为没有城镇户籍就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很多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子女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因为没有保障,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可能到年老的时候必须回到农村。所以我觉得,当前在城镇化中间,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人口、安家落户,获得社会保障和获得公平的市民待遇。” 对于市居民下乡的现象,如休闲度假、体验乡村生活,王小鲁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居民扩大了消费需求,而且促进了城乡居民互相之间的了解、联系,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另外,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有些人全家搬迁离开,房子、宅基地空在那儿。将来这些人如果能够在城镇安家落户,他们在农村限制的宅基地必然是空闲地资源,需要得到有效的利用,否则的话农村就会出现大量的房屋土地闲置荒废。 王小鲁说,解决的更好办法还是促进城乡之间的交流,促进城镇人口下乡和农村建立联系。让农村的土地资源、闲置宅基地能够得到有效利用。有效地利用实际上也会给农民增加一笔相当数量的财产收入,对于改善农村状况,会非常有作用的。  [详情]

新京报 | 2018年09月16日 10:57
倪鹏飞:“竞地”正让中国城市变得人财两空
倪鹏飞:“竞地”正让中国城市变得人财两空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中国城市:争资,竞地与抢人》。 其表示“竞地”正让中国城市变得人财两空,由于一些基础制度没有推进,土地竞拍房地炒作还在持续,加上财税制度的原因,使得房地产在扩大,政府通过土地的模式还在集聚。 首先带来的是产业的转移,现在已经出现了外资转移,制造业向越南和东南亚地区转移。大家都去搞房地产了,不愿意去搞实体制造业了。那么竞地是不是也导致人才流失呢?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华为从深圳迁往东莞,还有一个是导致人才资源的错位,搞科研的不想搞科研了。 以下为演讲实录: 倪鹏飞:我最近在总结中国40年城市的崛起,当时提炼了一个中国城市崛起的分析框架,其实我感觉主要有四个因素: 第一是制度的改革,影响城市的有三个环节因素,一个是非农聚居,人工劳动力,第二是企业全球分工,中国在工业化全球化的同时全世界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三是和其它地方不一样的,和国外不一样的,我们城市政府的城市精英,这个包括环境的经营,也包括土地的经营。 这几个因素对一个国家和城市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四个因素是不一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城市之间也是这四个因素来竞争的,人口的竞争、土地的竞争、土地的竞争。也可以说这四个因素既是引擎,也是红利,也是竞争的目标。 我的第二个观点,我认为市场化的改革才是成就了中国城市的伟大竞争。 因为中国城市崛起大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城市竞争导致城市的崛起,中国城市崛起的原因是市场化改革。改革的两大主线, 确认经济主体的责权利:承认产权,明晰产权,激发动力。这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大的一个。第二是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当然这是在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 我们四十年经历了改革有这么几个阶段, 1978年的农村承包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面临国内外的严峻挑战。2000年的加入WTO :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2013年18届三中全会: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 虽然分成了四个阶段,但是我感觉有两个阶段,特别是1992年的改革是一个最关键的改革,我甚至认为1992年之后我们所取得的很大的成就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改革,或者是90年代的改革是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从那以后虽然有些改革,但是改革竟然是十分的缓慢。 所以总体来说直到现在我们的市场化还不是很完全的,市场化里面有一个半市场化,改革意义关乎成败,改革创造了中国城市,成就了中国城市伟大竞争。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城市崛起的源泉,是中国城市竞争的前提。是中国城市崛起的最大动力。过去改革的红利正在消失。另一方面由于是半市场化的改革,所以带来了很多问题。 这里我不展开了,是改革40年的成就。 第三个观点是,过去40年我们形成的四大红利正在全面消失。前面讲了改革的红利在消失,现在讲城市的三个方面,城市的发展、城市的竞争确实是分阶段的。第一轮已经结束了,和咱们提出的新时代是一致的。第一阶段(1978-1992年)比人力,是以乡镇企业发展,建设小城为主。第二阶段(1992-2003年)主要是开放,争外资,建设开发区,外向工业。第三阶段(2003-2013年),我们想出一个新的主义,搞基础建设,竞土地,炒房炒地,新城新区开发。2013年以后改革四大红利消失,劳动力、外资、土地和改革的引擎面临熄火。 与此同时,过去40年我们在争土地的同时,世界先进城市在进行激烈的人才争夺。 所以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进入到第二轮。我们的主题叫人才争夺,第二个阶段是新时代,第二轮城市竞争的第一阶段就是争人才,因为除了人才没什么可争了,因为人才最值得争夺。刚才说红利结束了,那么这时候人才的红利显现了,所以人才目前的价值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从从供给侧上,人力资本,科技创新。第二是从需求侧,消费扩张与升级。第三种人才可以带来税收,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都和人才有关。 第二是我们积累了40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人才,现在我们农民工说是2.8亿,其实我们现在大学生当然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马上要超过了农民工的数量了,这样大规模的数量也体现了人才这个红利也在逐渐的凸显。 这是我所找到的一些数据,证明劳动力的红利结束了,外资的红利结束了。 第四个观点,“竞地”正让中国城市变得人财两空。由于一些基础制度没有推进,这个土地竞拍房地炒作还在持续,加上财税制度的原因,使得房地产在扩大,政府通过土地的模式还在集聚。首先带来的是产业的转移,现在已经出现了外资转移,制造业向越南和东南亚地区转移。还有一个是产业出现,大家都去搞房地产了,不愿意去搞实体制造业了。那么竞地是不是也导致人才流失呢?已经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之前曾经问过一个房价与人收入的关系,如果过高的房价可能会导致收入或者他状况的降低,导致人才流失。人才流失网上炒的比较多的,华为从深圳迁往东莞,已经出现了,还有一个是导致人才资源的错位,人才不干自己专业的事情,他是搞科研的不想搞科研了,最近网上有一个中国的火箭发射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房价太高,这些就没有心思去搞科研,所以就去搞其它的。所以可以说它是导致人才的流失,这个数据反映出中国房价地价的上涨产生的问题。 最后讲我们新的思路,到了一定阶段人才确实是下一轮进行的核心,那么我们就要围绕人才开启新一轮竞争,这样才能推动城市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我做三个总结。 第一是重组继续崛起的新引擎。过去我们是以劳动力,以资金,或者以土地为中心,劳动力为土地为中心来推动经济的崛起,现在人才是关键,我们又该以人才为中心,当然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说的人才不仅包括高端的,也包括农民工在内,是应该全民皆才,人才和劳动力,过去讲劳动力,现在是人才,这是两个概念。当然对不同的人才来说,他们的起点不一样,我们应该以人才为中心,土地的未来是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回到税收的一个阶段。人才企业资金也就跟过来了,所以新的引擎是这样组合的,这个组合的中心是人才。 ? 第二是颠倒城市竞争的旧逻辑。旧逻辑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发展产业,吸引人力,改善宜居环境。人力人才是在最后,是把投资环境吸引资金。现在我们新的逻辑是先改善宜居环境,吸引人才,发展产业,吸引资金,促进增长。这是最核心的,改善环境之后吸引人才,也包括农民工,我说的人才其实就是人,不是劳动力,不是只让他干活,是既要让他投入人力资本又有社会保障。吸引人才、发展企业、吸引资金,人才来了企业就来了,资金也就跟着企业来。 最后一点是再创造城市发展的新红利,制度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和人才红利,资金、劳动力、土地红利,原来消失的红利自然也可以重新出现。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9月16日 10:43
王峻: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模糊城乡界限
王峻: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模糊城乡界限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县委书记王峻出席并演讲,题目为《松阳的活村之路》。 其表示现在的乡村已经不是过去的乡村了,未来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与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将会模糊城乡地域界限和产业界限,将原本单一的农业经济演变为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相融合发展的综合业态,并将建立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共生且高度一致的区域性的内生经济循环系统,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经济发展体系。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峻:感谢诸位给我一个交流机会,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乡村还有没有希望?如果有希望乡村振兴的路怎么走?我想结合松阳的实践探索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和思考。 松阳在浙江丽水,大家看图。松阳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古典中国的县域标本,之所以这么说,是我们还有农业文明非常完整的建筑,我们的县城还保有打铁、弹棉花、种草药铺,这些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情况。 乡村中依然保留着100多座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其中国家级传统村落71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在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乡村面临着走向衰败和萧条的境遇。 松阳也面临这个问题,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随着现代都市人越来越向往田园生活,越来越渴望良好生态环境和健康食品,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日趋均等化,交通、互联网等现代基础设施的日臻完善,乡村的价值将会得到重新发现,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将会发生重要变革,乡村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认为这重要变革,在新时代乡村具有一产、二产、三产的综合生态形态。 近年来,松阳深刻把握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为切入,系统推进“文化引领的乡村复兴”,初步走出了一条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互融、互促、互补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我们是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县、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试验区、全国“拯救老屋行动”整县推进试点县。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乡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乡村经济形态开始发生深刻调整、乡村优秀文化得到保护传承与发展、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优化提升。 我们总的理念:活态保护、有机发展。 把乡村放到历史动态中去考量,遵循它的发展规律,尊重原住民,通过中医调理、针灸激活的方式,给予村落适度刺激,慢慢恢复其生命力 乡村的衰败萧条是历史过程,起步也是历史动态的过程。我们坚持使用最少、最自然、最不经意、最有效的人工干预,像我们这个图中的房子是重新做的,但是大家看不出来。充分利用本土、原生态、低碳环保材质和废弃建材,及生态环保技术。 目标是使乡村达到健康态、和谐态、风貌完整、舒适宜居、富有活力,人文和谐。 路径:通过“五个复活”,让原住民在乡村中活得更加富足而有尊严,最终打造有品质的田园乡村生活 一是制定出台系统保护政策和总体规划,把田园、山水、村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规划、保护和建设。 二是加强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整体保护,核心区严控建新房,外围区域建房注重建筑布局、高度、风格、色调上与村庄传统风格相协调。 同时乡村要注意,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升,优化“山水-田园-村落”和谐美的格局。 第二,复活传统民居的生命力。 刚才刘教授说回去都不愿意住村里,主要是村里的住房条件太差,我们一是出台传统民居改造利用专项政策,制定详细补助标准。《意见》明确了舒适休闲型、简约休闲型和家庭自主型三种改造类型,达到改造标准的,按建筑面积分别给予每平方米180元、120元和80元的补助。 二是编制传统民居改造技术指南,指导老百姓怎么盖房子。 三是加强示范项目引领。松阳过去乡村大部分都是木结构的房子,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通过改造,只要解决除湿、卫生条件,除了木结构房子依然可以很舒适。 目前全县19个乡镇(街道)累计改造民居318幢,发展民宿461家,床位4203张。复活乡村的经济活力。 我们的总体思路,以优良的生态环境为底本、以乡土民俗风情文化为依托、以摄影写生等艺术创作为媒介,植入生态农业、休闲度假、文化旅游等业态,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一是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我们全面推进全县域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我们的茶叶,创成全省首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超百亿元。 浙南茶叶市场,中国最大的绿茶产地市场,全国绿茶价格指数发布地,中国绿茶第一市,年交易额超50亿元,引进全息自然农法、“阿郎自然农法”,建成20余个示范基地。 二是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高品质、小众化、中高端”发展定位,建立八条融合农业观光、农事体验、文化参与、艺术创作和度假休闲的全域乡村旅游路线。 刚才茶室我们也是上了亚洲图纸排行榜的,这是我们沿坑领头的案例,2013年以来通过短短一年左右时间,沿坑岭头由一个偏远的空心村华丽转身成为远近有名的“画家村”。现在也有外国人到那里做美术了。 我们乡村还有一个美术馆,这个美术馆是房子全部倒塌改建的。 松阳·沿坑岭头“柿子红了”、沿坑岭头特产金枣柿、特色原生态农产品深受游客喜爱,松阳枫坪乡沿坑岭头村手工艺人制的成品鼓销往全国各地,年增收2万余元。 三是推进农业特色工坊建设,立足当地的特色文化和传统工艺,打造小而特、小而精、小而美,农业、工业与休闲产业相融合的农业特色工坊,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大东坝镇金钟山酒工坊效果图,大东坝镇蔡宅豆腐工坊效果图。 四是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百名艺术家入驻乡村计划”,探索艺术助推乡村振兴之路。 松阳·陈家铺村先锋书店,我们这个书店好的营业额一天有1万,他不光卖书,还卖咖啡,休闲吧,网红书店。 松阳乡村建筑入展德国Aedes建筑论坛、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等国际高端论坛。 四,复活乡村的优良文化基因。一是优先保护历史文化建筑。我们“拯救老屋行动”试点工作成为全国示范,列入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的乡村文化繁荣兴盛重大工程。 值得一提的,我们探索出了一套不出施工图、不公开招投标、不要求修缮资质、不需工程监理,却能有效加快工程进度、降低建设成本又保证工程质量的工作机制。我们降低成本在30%以上,经过评估他对我们的质量都非常认可。 第二弘扬传统文化,包拯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三是大力传承和发扬民俗文化。我们挖掘复活“竹溪摆祭”“平卿成人礼”等节会60余台,建立“乡乡有节会、月月有活动”的民俗文化展演机制。 四是建设全县域乡村博物馆。采取“化整为零”方式,充分利用古民居、祠堂、文化礼堂等文化建筑,建设具有展陈体验功能的博物馆。 这个我们就使用残缺破坏的房子改造的,一个厕所,我们不用可以把它修复好,把历史保留好,同时赋予它新的功能和生命力。 复活低碳、生态、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着力建立生态循环链,健康养生方式,我们也搞健康的活动。 习总书记在中央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期实现百年奋斗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新路径:应该是一条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以文化引领为导向,以品质发展为准则,以壮大集体经济为牵引,以共同富裕为追求,系统调整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新路”。 一是新的价值取向。从工业文明时代“以人为中心,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追求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未来乡村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是新的城乡关系。从城乡二元割裂转变为城镇村三元共生、城乡互动互补互促的城乡融合发展。未来乡村今后也是个新型社区,将成为一个既深刻保持传统乡村文明原真性,又开放兼收现代文明创造性的新型社区,这里既有祖祖辈辈守望村落和田野的传统村民,也有离开村落外出发展后返回家乡的回归村民,还有城市回归乡村田园生活的新型村民。过去都是松阳农民到上海去打工,现在上海到工人都到松阳来打工了。 三是新的经济形态,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形态转变为以高品质农业为基础、农工贸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多元经济形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的乡村已经不是过去的乡村了,未来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与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将会模糊城乡地域界限和产业界限,将原本单一的农业经济演变为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相融合发展的综合业态,并将建立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共生且高度一致的区域性的内生经济循环系统,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经济发展体系。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区域性的摩擦性成本太大。 四是新的运行机制。从原子化、碎片化的独立分散经营转变为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挑战难度也非常大,这是我们眼下正在破的题。未来乡村将形成以集体经济制度为基础,以混合所有制、农合联等多样化联合合作发展为特征,既能实现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又充分调动村民个体积极性,并保障农民享受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实现共同富裕,体现集体优越性的经济运行机制。让农民享受全产业链收益,这是总书记提出来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要做深层次的改革。 五是新的文化形态。从单一的传统农耕文化形态转变为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元素、城市文明形态兼收并蓄的新型文化形态。未来乡村中既有“敬天爱人”“耕读传家”的传统农耕文化,也有从城市带来的现代生活理念、科学技术应用,还将会产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碰撞交融而带来的新文化。今后乡村既有喝茶的,也有喝咖啡的。 在实践中我们有以下的体会,一要树立科学理念,充分尊重乡村发展规律,不急功近利,要优先使用乡村存量资源,这点非常重要,不要大拆大建,小拆小建也要适度,最大限度保留住乡村元素、乡愁记忆和历史印记,坚决防止天人合一的乡村风貌、宁静安详的乡村生活、淳朴和谐的村风民风受到破坏渐进式恢复乡村生命力,不要搞运动战,乡村衰败是历史过程,不要指望一年、三年、五年乡村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要强化系统建设,将城乡发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树立中医整体观,按照“全域统筹、区域联动、系统推进、融合发展”思路,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双向合理流动、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系统开展生态修复、经济修复、文化修复和人心修复。 三要维护村民主体地位,既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和接纳外来人口进入乡村休闲和创业,也决不能动摇原住民的主体地位,要积极构建新老村民融合共生的发展机制和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原住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最大限度共享乡村发展成果。 四要突出文化引领,我觉得文化引领非常重要,要突出文化引领,坚持品质发展。切实保护、传承、弘扬好传统文化,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让活态的乡村文化传下去,并结合现代文明要素和现代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其要充分汲取提炼优秀文化中蕴含的精神内涵,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 五要坚持品质发展,这是大家思想上的盲区,积极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将工匠精神、品质意识贯穿于乡村振兴各环节、全过程,让乡村真正成为人人向往的品质之地。吸引一批有理想情怀的外来优秀人才和各类乡贤回归乡村,深度参与乡村建设,并通过科学规划设计和教练式指导、培训,让品质发展成为一种全民自觉。 六要加强社会治理。 我就汇报这些,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9月16日 10:13
刘守英:农二代若被迫回乡 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刘守英:农二代若被迫回乡 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原副部长刘守英出席并演讲, 演讲题目为《城乡互动的特征与改革》。 刘守英称,现在整个乡村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二代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上一代那样回去了。对他们来说,家乡已成故乡,乡土已变故土,他们努力摆脱原来赖以为生的农业等行当,尽力带着一家子进入城市并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干着城市需要的职业,过着与城里人趋同的生活。从他们所体现出的种种特征来判断,这是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人,如果他们被迫回到自己的村庄,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守英:昨天是组织了一场讨论“地”,今天我们组织讲“人”,我临时把这个题目改了一下,我今天主要是讲“人”,下一步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主要取决于人的流向。 人的流向的本质最主要的本质是什么呢?我是觉得小鲁讲的农民进城以后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80后是一场代际革命。 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和卫计委的农民工的数据给大家展示基本特征。 1、储备更高的人力资本后即进城。 农一代中的文盲、小学比重下降,初中、高中占主要。 农二代中,文盲、小学比例仅5.97%,初中占比提高到54.68%,高中及以上占比大幅提高到39.35%。 2、更强的入城不回村趋势。这里主要表现在整个80后进了城,而且出生越晚的农民工流动越大,领域是跨县的迁移更大了。 另外一个数据是这几年有回流的现象,统计局的数据和农民工的流动数据都显示这个,统计局是10%,但是我们的数据显示回流主要是回到本地的地市,不是回村,这是第二个特点,更强的入城和不回村的趋势。 3、第三是非常有意思的,农一代基本是家里的主劳动力进城,所以农一代留下来的最大的麻烦就是留守人口,现在的情况是整个农二代基本是举家迁移,举家迁移的比例大幅增长,而且举家迁移是带了两拨人,农二代子女很大的比例有24%是跟着父母亲一起走,所以这是小孩跟着父母走,就不会有留守的情况。还有老人进城同住的比例还是上升的,这是反应整个农二代家庭的迁移是要准备在城市落户下来的,这是第三个特点。 就业“去农化”与“入城化”。就是农二代已经不做农了,原来是在农村做建筑业,交通业现在也不干了。我当时考大学,我父母就吓唬我,你不好好学就去学木工,学了木工就往深圳跑。所以我讲整个就业是在去文化,就业入城化特征明显。 5.资本留城倾向明显。2011年和2012年的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农二代汇款金额都少于农一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二代与农一代向户籍地汇款金额差距逐渐加大。2011年时,农一代比农二代户籍地汇款多356.23元,到2012年,两者相差895.13元,说明农二代更倾向于把更多的资本留在城市,而非像农一代一样转移回村庄。 6. 生活方式城市化。这波人整个进城以后的生活方式跟城市基本一样,包括娱乐、休闲,追求收入和闲暇时间的控制。比如现在辛苦的工作他不做,工资高一点但是很辛苦他不做。 7. 居住方式的入城倾向。我们农一代进城住房地下室也是行的,农二代的住房条件好于农一代,且差异显著。农二代的住房内大多有自来水、卫生间和洗澡设施,这些追求都在上升。农二代对乡村自建房和进城买房的比例是大大增加的,他是选择落城而不是回村。 8. 与乡村的联结疏离。比如农二代回去的方式是开车回去,我说你那么远开什么车啊,他说人家都开车回去,开车回去住哪儿呢?住在县城的宾馆,所以我已经问了十几个地方,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县城的宾馆最忙,春节期间,要预定,开着车回老家的县城,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开车回村,回村讲一口北京普通话,讲完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整个乡村,我们原来讲的这些长幼有序,乡村的那些大大减少。 这是整个乡村的一个总结,一个是农二代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上一代那样回去了。对他们来说,家乡已成故乡,乡土已变故土,他们努力摆脱原来赖以为生的农业等行当,尽力带着一家子进入城市并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干着城市需要的职业,过着与城里人趋同的生活,从他们所体现出的种种特征来判断,这是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人,如果他们被迫回到自己的村庄,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二、农民的城市权利决定转型成败 第一进入权。就是刚才讲的大量的问题,我觉得核心是要落在城市农民上,不仅仅是你要给他什么,第一个是进入权。还是有很多的限制,对进城农民仍然在不同等级城市、针对不同类型群体设立了差异化的进入门槛。不同类型的农民进城权利亦存在差异,通过积分落户政策对不同类型的人员进行差异性赋分。 第二就业与收入权有差异。农二代进城以后在就业的种类,在他们的收入上跟城市同类人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 第三是居住权,但是住房之后的困难比农一代还要困难,这是要非常警惕的一件事。现在解决农民在城市住房居住保障的这套居住体系是离他们的要求还远。现在基本是一伙一伙的,这都是非常严重的,最近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落实他们的问题。 第四是基本保障权。在养老社保医疗这些权利他的需求在大大上升,要求保障的意愿包括自己的努力都在上升,这一类的基本保障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另外同样交的这个是不可以兑换的。 第五是社会融入。农二代的融入要求很高,农二代感觉被城市排斥的程度更高,他们觉得融入不下来。 第六是子女教育权。2011年农二代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比例比农一代低6.58个百分点,而进入打工子弟学校的可能性却是农一代的1.25倍。2012年农一代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可能性是农二代子女的1.33倍,进入打工子弟学校的可能性是农二代的66.07%。2011年和2012年数据显示,分别有13.09%和18.72%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时需要交纳赞助费,进校的这些孩子是需要缴纳赞助费的。 第三个问题,回到乡土中国是什么结局? 实际上如果回到乡土工作,最后回归乡土工作,把它归结为四个方面,整个乡村的制度围着封闭的村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是靠土地创造的悠久的文化,但是为土地的收入。所以我们进城下乡必须要确定一点是什么?不能把这些人赶回去,也不指着这些人要回去,核心是要赋予农二代在城市的权利,到农三代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讲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观点,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9月16日 10:04
王小鲁:大城市要公平对待所有公民 放宽落户条件
王小鲁:大城市要公平对待所有公民 放宽落户条件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出席并演讲,题目为《关于城乡人口流动问题》。 王小鲁强调,大城市要加快户籍改革,要改变城市对农民工落户条件过严,手续过繁的状况。 “现在很多大城市在搞抢人大战,抢大学生、技术人员。但是在城市里长期工作的这些农民工怎么办?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有没有方案,有没有一套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 有些超大城市还在搞驱赶“低端人口”,王小鲁表示,“这种情况我们要严格禁止”。他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抛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观念,要公平的对待所有公民,政府要以向社会各界公众做为第一要领,而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我想驱赶谁我就驱赶谁,政府不能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上。”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小鲁:大家好!今天这一节的内容是关于进城和下乡的问题,我就根据这一节讨论的主题讲讲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我们的城镇化率去年已经到了58.5%,城镇化进展很快,当然这里头是按官方统计口径,如果按刚才党国英教授提出来的问题还有很多可琢磨的地方,城镇化率是不是完全符合确立的标准。 从官方的城镇化率来看一下,过去改革四十年中,城镇化的进展是蛮快的,改革初期大概是17%,现在是58%以上,这个城镇化的进程中间缺了什么?在我看来有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就是有大量的农村进城人口没有落户,没有变成实实在在城镇人口,没有能够在城镇里长住下来,享受和别人同等的市民待遇。 到现在,我们按照官方的统计还有2.25亿城镇常住人口无城镇户籍,因为没有城镇户籍就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很多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子女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没有住房让一些公共服务让他们享受到。而且因为没有保障,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可能到年老的时候必须回到农村,因为他们在城镇住不下来,等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连养老金都没有。回到农村还要自己谋生,这种情况恐怕还要特别对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保持这样的状态,没有城镇户籍,不能享受同等的待遇,恐怕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只需要尽快改变。 所以我觉得当前在城镇化中间,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人口、安家落户,获得社会保障和获得公平的市民待遇。 我们看一下,这是外出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覆盖率是多少?我们到现在看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到2014年,2014年以后没有新的数据,我们拿2011年和2014年相比,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工伤保险从23%上升到29%,这说的是覆盖率。这些外出农民工中有29%的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从16%提高到18%,养老保险从13%提高到16%,失业保险从8%提高到9.8%,到2014年为止,外出农民工的参保率还是非常低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三年中间,进展还是比较慢的,可以预料,我们如果有最新的数据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许有两三个百分点的上升。 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201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户籍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35%提高到45%。当然10个百分点还是很大的进步了。实际上进展情况怎么样呢?2017户籍城镇化率比2012实际提高了7个百分点,看着还不错,从2012年到现在毕竟我们看到了7个百分点的进步,但是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同一个时期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也提高6个百分点。因此城镇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减少非常有限,2012年是2.34亿,2017是2.25亿。五年减少900万人,我们到什么时候能够把这2亿多人消化完?能够解决这2亿多人的问题?如果按照五年解决900万人的速度来计算,再过20年我们还会有1.8亿人无户籍。所以户籍改革亟需提速,让大量农民工获得城镇户籍,能够享受市民待遇。 户籍改革怎么提速?我想了几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要改变城市对农民工落户条件过严,手续过繁的状况,有各种规定,哪一项规定达不到标准你也不能落户。实际能够符合这样严格地规定,这些标准的农民工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这个进展恐怕还是应该说不够快,所以在我看来,特别是大城市要加快户籍改革。 现在很多大城市在搞抢人大战,抢大学生、技术人员。但是在城市里长期工作的这些农民工怎么办?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有没有方案,有没有一套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 有些超大城市还在搞驱赶“低端人口”,这种情况我们要严格禁止,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抛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观念,要公平的对待所有公民,政府要以向社会各界公众做为第一要领,而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我想驱赶谁我就驱赶谁,政府不能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上。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涉及到一些相关的问题,有人说你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相应地政府要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政府按照目前的财政能力,恐怕没有那么多钱,解决不了这么大的问题,拿不出更多的财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看法对不对?在我们看来取决于你从什么条件出发来做这个判断,如果你说现在的各项政策制度都不改,现在的政府支出结构不要改,政府要花的钱都照样花,然后剩下来的钱给农民工解决进城的问题,结论就是刚才说的那样,没钱了,对不起,解决不了。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地方政府花大量的钱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巨额的投资,有很多投资是缺乏效率的,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开发区、高新产业区、很多这样的开发区花了大量的钱投资但是最后空了。我们看花了大量的钱修旧城建新城,很多楼房用了二十年就拆掉,然后要建更高更新的大楼。很多地方政府的行政设施,政府机关大楼,超级好,气派宏大。 但是我们说同时我们没有钱来解决这些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我认为说不过去。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突出要做的是改变政府的支出结构,把不必要的投资压下来,把不必要的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压下来,拿出钱来给农民工解决安家落户的问题,解决入户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讲讲城市居民下乡。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很多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度假、体验乡村生活、带着孩子到农村去住一住,去搞搞采摘,采购点特色产品,我们还看到很多城乡居民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购销渠道,你种的是无公害的产品,你不上化肥、农药我就定点来找你买,你的农产品定期的给我寄来。这种购销渠道现在已经相当普遍了,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现象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新的现象。 第一,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居民扩大了消费需求,而且促进了城乡居民互相之间的了解,联系,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城市居民很多孩子从来没到过农村,没见过这些农作物是怎么长出来的,是怎么收获的,带孩子到农村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农民怎么生活、劳动是非常有重要的。 扩大了消费需求,促进了城乡居民相互了解,拉近了距离,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他们构建了购买平台,这些都会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改善农村的基本条件。 同时我们看到,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青壮年走的差不多了,有些人全家搬迁离开了,房子空在那儿,宅基地空在那儿。将来这些人如果能够在城镇安家落户,他们在农村限制的宅基地,必然是空闲地资源,需要得到有效的利用,否则的话农村就会出现衰落的现象,出现大量的房屋土地闲置荒废。 要解决这个过程,我们是促进城乡之间的交流,促进城镇人口下乡和农村建立联系好?还是阻断这种?在我看来阻断不是办法,更好的办法还是促进的过程。让农村的土地资源,闲置的宅基地能够得到有效利用。这个有效地利用,实际上也会给农民增加一笔相当数量的财产收入,对于改善农村状况,对于组织农村地区的衰退会非常有作用的。 现在阻碍城里人下乡的瓶颈在哪儿?城里人下乡不能没有居住条件,农村办旅游度假和观光农业不能没有服务设施,要搞这些服务设施农村居民投资能力不足,因为他们的收入有限,他们手里能够使用的现金有限,城市居民参与投资是好事。 但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城里人要下乡,我要买农村的宅基地,搞的度假别墅,现在闲置的土地不能转让,阻碍了有限的空间,比如说有一些规定,宅基地只能转让给本村居民,集体建设用地转让只限于乡镇企业用地。有人说只有乡镇企业用地,才叫做经营性的建设用地,才能转让,其他的都不能转让。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定,那么土地市场是不能开放的,土地的有效利用是无法实现的。 这些限制行的政策我们必须清楚,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已经讲的很明确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所以促进人口流动,恐怕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些制度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要加快推进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9月16日 09:31
肖金成:城市群一定要有大城市 有大城市才有都市圈
肖金成:城市群一定要有大城市 有大城市才有都市圈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土地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出席并演讲,题目为《城镇化、都市圈与都市群》。 以下为演讲实录: 肖金成:我现在讲城镇化,这个概念我觉得误解很多,认识差异也比较大,我认为的城镇化非常简单,不是那么复杂的。城镇化就是伴随着工业化,农民从农村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再简单一下,农民进城就是城镇化,而且城镇化和城市化没有区别,这两个是一回事儿。有人就把它当成两回事儿,不让农民进入大城市,光让进入小城市,不是那样的。这两个概念一直。 现在城镇化收入比较靠,我们的主要任务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提高不是把城市建的更漂亮,把路建的更宽,而且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要让他成为市民,要让他全家成为市民。 我们现在城镇化战略还是要推进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城镇化里面58%,我们的目标也就是到2030年,城镇化水平要达到70%,那时候城市人口将超过10亿,农村人口要减少到5亿。这是我们的预计,预测的。未来我们的展望到2030年,那时候的城市人口10亿,农村人口5亿,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什么以推进城镇化?为什么要让农村人口到城里来?第一个是摆脱严重失调的人口城乡分布格局对公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制约。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农村人口太多了,靠农业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 第二个,城镇化是摆脱农村人口贫困和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我觉得这个意义要充分认识到,我们说靠农业他的收入一定不会高,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认识到,靠现在的土地,靠农业能养活我们现在七八亿的农民吗?第三个提高素质,教师在城市,让儿童在农村是不好提高的。 第三个,城镇化有利于减轻生态地区的压力,从而改善生态环境。要想保护生态,只有让他转移出来。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新中国初期,我们的城镇化只有10%左右,这个10%左右的比例也不低,真正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不到5000万,到1978年城镇化水平17.9%,人口是17000万,到了2000年城镇化水平36.22%,成活在城市人口是4.6亿,农村人口还有8亿。2017年我们的变化很快,城镇化水平58.52%,生活在城市人口8亿,农村人口还有6亿。这就是我们的变化和成就,但是刚才各位专家也说了,2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并不好,还有1亿的留守老人,这是我们不断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下一步,我们这么多的贫困人口,到底要到哪里去?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人口要进程,我们说十九大报告有这么一句话,对城镇化问题这句话非常重要,以区域中心为重点,这个区域性,更多是在城市之外。 另外一个,以都市圈为核心,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都市圈实际上大家很容易理解,前提是要有大都市,没有大都市就没有都市圈,我觉得刚才我们蔡教授已经讲了这个问题。都市圈的概念就是从日本拿过来的,日本人提出的概念,都市圈,这个都市圈实际上就是以大都市为核心,因为大都市的人口多,规模大,质量高,所以辐射范围就大,这个辐射范围我们把它叫到都市圈,辐射半径,不是人为画出来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画,我画大一点,画大了都高兴。你一定是受到辐射了才行。 这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阶段,才开始是出行,后来才辐射,都市圈成熟了不是一个圈了,变成三个圈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城市群。 这个图绿色是河北,环首都圈,北京加上河北的相邻县我们把它叫环都市圈,这个我是有不同的看法,真正的辐射,跨越经济区的,挨着北京就辐射,不挨北京就不辐射。北京的大部分县都是北京的辐射单位。都应该是都市圈的范围,不能人为去画这个圈。 都市圈的理想场景,我觉得作为都市圈,我觉得我们它应该是城市的辐射,它应该现代服务业在核心城市集聚,制造业客散之外围地区,核心地区依托外围地区获得持续繁荣,外围低于通过参与分工实现振兴。 现在讲城市群,城市群都市圈发展到一定程度,周围城市也在发展,这个圈和圈连在一起就形成了都市群,我觉得城市群纠正一下个概念,城市群不是一个群体,城市群的必要条件一定要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就有了都市圈,它不是几个城市数量多就是城市群,把城市当成人群那是不对的。概念不是看这个组合,是有一个内涵和外因。 根据城市群的概念,我们做了测算,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大城市群,我们发现城市群都在东部,那半边几乎没有,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地理条件,东部适合人类居住,东部的人口比较密集,人口密集就形成了城市密集,这就为城市群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说你的城市群怎么搞的不均衡?怎么不在西部画一个?西部画也不好画。我们说都在这边,这根我们的中国地理条件有关系。 第二点我们发现,我们的十大城市群,经济比重占全国的比重是60%以上,我们十大城市群,经济比重占60%,人口的比重是占30%,所以这就为我们的未来人口趋向提供了依据,未来我们的人口还是要向城市群聚集,这样才能出现区域协调发展。 刚才提到的问题,人往哪儿里去?人往城市群里去。城市群还有很大的潜力,这是我们研究的结论,也就是我们的城镇化,城镇化出来了到城市群里去,我们的城市群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有的人说这个地方不够,我们的人不需要很大的地方,哪里适合人类居住,哪里有就业、收入我们就到哪儿去,很多学者给人出主意,说你不要到大城市去,要到小城市去,小城市就业岗位少,所以现在那儿有岗位就到哪儿去。一要以人为本,按照市场质量,不要强制的去,人有两条腿。 最后给大家提供一张图,这张图要认识中国的国情,大家说我们的规划师用了五年时间对我们的地理状况进行了测算,我们的国土面积很大,但是适合人类发展的空间并不大,绿色的适合人类生存发展,黄色的不太适宜,真正适宜人类生活国土面积只有一部分,所以我们要节约,虽然大部分人到了城市,我们不能浪费城市,不能占用中国的空间。 这是我们的京津冀地区,我到了保定,昨天我就讲了,这是十大城市群之一,北京是都市圈,天津也是个都市圈,石家庄也会成为一个都市圈,现在规模庞大,河北的南部大都市,我们京津冀的城市群还是比较合理。另外我们的城市功能分工要明确,这样才能形成城市群。 好,谢谢![详情]

德地立人:东京大都市圈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德地立人:东京大都市圈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研究员德地立人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为:《东京大都市圈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以下为演讲摘编: 德地立人: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日本城市化的经验,第二是日本城市化的教训,日本走的弯路中国还要走这个弯路,第三是简单提示一下我自己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 这是日本东京,大家都知道日本东京实际将要成为一个核心,扩展到周边的县城,再扩展到城镇,这些地方加在一起,聚集了日本20%-30%的人口,这种核心区域对各种交通形成了一个物流信息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的国际大都会的大城市,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为什么大都市的人口在不断的增长,为什么人口影响大城市,这张图说明了很大问题,希望大家认真看,这有两个曲线,从1955年到2005年,左边的是从农村流进日本的三大都市圈这个人员,大概从1955年到65年期间,每一年都有65万人的人员流入大城市,到了1970年开始又极具的下降,大家知道有一个金融危机,还有当时写了一本书,他实施的政策是国土均衡发展的政策,大城市发展的非常快,主要国家的资金主要投入在大城市里,开始这些资金流向非大城市里,到了1975年左右,人口就减少到10万人不到,到1990年是经济形成的过程,很快又下降,甚至有流出的现象。 这是一个人口流入流出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红线,红线和它走的几乎是一样的,一样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日本最高线和最低线的比较。如果1977年时整个低位的线收入和大的这种高收入的比较差上两倍的时候,到两倍的时候是下降,这个差距在1.6倍的时候,,城乡差别有增速的情况,这就是一个日本的情况。城乡差别越大,有可能人口流进大城市,如果城乡差别小了就不进来了,因为大家知道城里的物价比较高,这是日本情况。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转换的过程中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我们看以下这个图,跟刚才是几乎一样的,从1950年到2005年,最左边没有数,但是黄的是第一产业,当时有48.6%,栏的是第二产业,21%,还有红色是29.7%。农村人口变成了五分之一,是被谁吸收了,主要是二产和三产,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转换,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这块的提高是最大的,而且反过来农村只有五分之一了,但是产出是一样的,其实农村的市场效果提高了五倍。那么从1970到2005年大家看到右边服务业就变成了71%,从1970年的35%降到了25%,农业从10%降到了4%,也就是说在1970以后的转换农业是下降的,但是更多的是从二产走到三产。 大家知道服务业,什么样的服务业效率是最高的,实际经济增长最快是1970以前,但是后面的下降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必须搞清楚城镇化必须是在第二产业过程当中,应该说放大这种生产率的。 昨天吴敬琏老师说:“在人员,资金,技术聚集的地方能够产生新的理念和思想,通过彼此的交流和竞争可以产生技术创新、盈利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所以如果有正确思路和实施,现代城市化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动力。 我们城镇化的“弊”在哪里? 大家知道污染,交通堵塞,贫民窟、治安等这些问题是各国共同的问题;非城区农、牧、渔业的产业与社会发展是需要成为国家的新任务。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扬弃利弊的过程,一方面不断实现产业自身发展和升级,同时还要不断改善和克服城市化带来的弊端。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城市化顺序首先是企业发展—就业扩大—推进城市化—城乡互动,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而不是相反。 日本经验告诉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极其重要,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制度,规划的制定。城建、基建的规划,资金配套政策原则,必须是合理公平,综合配套,与时俱进。 第二是协调和实施。刚才讲过城镇化非常好,不管是经济上、产业上都是有关的,所以政府内部要协调,跨地区间和与民间的协调,但是这种协调怎么做呢?我们有一些专门的委员会,比如首都圈建设委员会,学者、地方政府、各利益团体的代表参加;向政府提出的建议,还必须公开,并对政府有较大的约束性。 第三是执行组织的建立和管理。当时日本有开发银行、住宅公团、道路公团、住宅金融公库等。他们这些对日本经济房和廉租房的建设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总结一下比较重要的一句话:“在城市化过程中,有效政府可以发挥极大力量,而无效政府越发挥破坏性越大,而市场导向是成功的关键”。 和泉洋一总理助理说:“日本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伴随的产物,是自发演进的过程,而完善城市建设是对这种总趋势的追认。如果误判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政府主导推进的城市化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是在2013年6月16日国家外国专家局建言座谈会上。 二、 日本城市化的教训 总结日本城市化的三句话: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市场导向的城市化, 政府顺市场而为的城市化。我没有认为日本做到了,但是至少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就是做了规划。另外我们总结也是按照他总结的失败和成功的例子,只拿这个标准来做。 我们再看一下拿这个标准来做结果是什么? 首先跟这个题目有关,中小城市同步发展(严格控制特大超大都市圈发展),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成功案例深圳。 1,通过激烈的自由竞争不断实现产业升级; 2,深圳自身发展不错的同时还带动周边城镇发展,周边城镇又从产业链上扶持深圳发展,形成了的良好的循环; 3,政府很开明,支持产业发展但不干预经营,即使企业经营上出现问题一般也不会救济企业(鼓励竞争); 4,深圳的工作,居住,文化环境建设有序。 5,深圳已成为集于电子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一身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最有竞争性的国际城市。 另外一个有争论的案例鄂尔多斯。我认为是难以为继的,也让我想起日本搞公路高铁建设,以城市开发导向的大规模城建,使鄂尔多斯曾出现了一片一片的鬼城;城建结束了,其他产业也没有跟上来,就业机会也随之减少,经济难以为继。 户口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城镇化是人口流动为前提实现的。人为分为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户口制度,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制度;它不仅不符合市场决定人力资源分配的原则,实质上也在扭曲市场导向的城镇化进程,应该尽早原则全部放开。 城镇化率58%中没有城市户口的16%的城市农村户口,不仅受到城市里的“歧视“成为二等公民,实质上也影响了中国城镇化的进度。 土地流转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无法协调的问题,最终牺牲的还是农民。 改革开放前期,在地方政府还没有足够的开发资金时,政府低价收购农田,优先发展工业是有它的经济合理性的。但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土地流转问题还得不到解决,是为悲剧。 在保障整个农耕地面积的前提下,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将对缓解房价高涨,促进廉租房,经济性房建设等都有积极的影响,应该早日解决。 最后是“少子老龄”,中国城镇化时不待人。 大家都知道90前后每年曾有3000万新生婴儿,而到十年后00年时降为一半。16—19岁之间年龄即进城打工的年龄人现已降到了3000万人,而且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些年轻人拒之门外,中国的城市化将受很大的损失。 老龄化的进度之快,影响着城市的活力,而中小城市的问题更严重。 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重视起来,健全全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同时,要尽早纠正扭曲城镇化推进的一切障碍,这是政府必须这么做的,使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谢谢大家![详情]

蔡继明:让市场决定人口与土地的空间配置
蔡继明:让市场决定人口与土地的空间配置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让市场决定人口与土地的空间配置》。 其表示人为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抑制了城市化进程,由于人为的限制人口的流动,导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是非常低,速度是非常慢。表面上看我们2017年达到58.35%,但是如果和同期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是落后的。 2011年到现在,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在下降,在一个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城市化还应该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农民不愿意进程,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反常的。所以蔡继明指出,我们应该应取消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计划控制,优先发展大城市。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继明:首先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全面理解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大家知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接下来我想要说的,对“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曲解,尤其是政府有关部门和政府的官员,他们说土地资源配置不能由市场决定,这是个例外,而只能由规划和用途管制决定,这样一个理解完全就限制了,曲解了三中全会的利益,三中全会说的是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非指特殊的资源,而是一般的资源,怎么能够把它排除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之外呢?这显然是对三中全会的误解。 有官员说,只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即存量乡镇企业用地才能入市,经营用地指的是什么?乡村现存的乡镇企业用地,但是大家知道,农村企业用地只占14%,而且这就是土地已经在投入使用了,所谓这一份土地入市,仅仅是给他们一个合理合法的身份,并不能够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农村大量存在的是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占了70%以上,但是这就是土地不能够入市,就算入市土地不能用于房地产开发。农户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出租转让抵押,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这就是对市场配置资源决定作用的一个严格限制和区别。 下面我要分别谈让市场决定人口最城乡及城市之间人口分布。我们看一下过去我们是怎么配置人力资源的呢?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已经导致使我国过早进入老年社会,那是对生育领域的计划控制,而不是按照人们的生育意愿。我们再来看存量人力,我们搞了知识青年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这是典型的逆城市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仍然是计划配置。进城难落户迁徙难定居导致半城市化及家庭分裂,还是计划配置。我们70%的产业工人背着农民工称号;没有城市户籍的2.2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被城市化的;尤其造成了3600万流动儿童,6100万留守儿童;5000万留守妇女,5000万留守老人;每年的春运大潮不就是跟这种大城市化相关吗?2018年均为29.7亿人次。 人为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抑制了城市化进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我国城市人口分布的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 可是这是市场规律,是普遍的经济规律,无论是从大城市占整个人口的比重,大城市的数量,都明显的反映出特大城市500万以上的,乃至超大城市,人口的城市,都是在优先发展。我们国家从1950-2035年全球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由于人为的限制人口的流动,导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是非常低,速度是非常慢。表面上看我们2017年达到58.35%,但是如果和同期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是落后的。如果看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常常说用了三十年走了欧洲二百年,美国一百年,日本几十年走过的路程。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率为58.52%,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35%,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6.17个百分点,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总数为2.25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 接下来还有一个被大家忽略的,我们讲的是城镇化,西方国家讲的是城市化。城市化指的是658个城市人口,城镇化是除了这658个城市之外还有2万个小镇,每个小镇的人口是1万。2万个小城镇里就是镇民,不是市民。我们的城镇化率又是40%。速度是慢了。 城市化率远低于城镇化率,由于片面推行优先发展小城镇、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就近城镇化的政策,58.52%的城镇常住人口中还包含着2.2亿居住在小城镇中的镇民。 2011年到现在,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在下降,在一个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城市化还应该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农民不愿意进程,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反常的。 所以我们应该应取消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计划控制,优先发展大城市的理由有很多。到目前为止广州、上海、北京能达到1000万以上,上海和我们总人口补的比例,跟世界上最大城市,各国人口的比例,我们的三大都市群和美国、日本的三大都市群占GDP仍然是很低的。 如何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房价十年九调越调越高,中房智库研究院2017年全国35个重点城市房价收入比报告:相比2016年,2017年房价收入比下降的城市仅9个,而7成以上城市房价收入比仍在上升,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房价差距越来越大。 从中外建设用地占比及构成比较,美国、日本城市用地分别占国土面积的3.1%和4.2%;我国城镇用地只占国土面积的0.95%,不到1%。国际上居住用地一般占比50%左右,工业用地占比10%-15%相比。这里面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比如,美国居住用地比例在1980-2007年从未低于54%,2015年住宅用地比例达61%。2016年我国城镇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工业用地比例分别为31.7%、18.4%,中国人均居住面积是欧美等国的四分之一,落后菲律宾等穷国及美国1950年居住水平。 北京与东京居住条件比较,东京2013年5层以下住宅数占比为78.07%,6-10层住宅数占比为12.61%,11层以上为9.31%,独立住宅数占比40.69%。按城市功能区口径北京的人口密度只相当于东京的0.62,但住宅所在建筑属于10层以上楼房的家庭户数占比为22.86%。 人口和土地资源是逆市场化配置。人口从西向东流动:2008年至2016年东部地区每年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不足1000万人,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外出人数约6500万,其中流向东部地区的人数达5960万。 土地供应从东向西倾斜: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占比却从2003年的29.6%提升至2014年的60% 新城建设的区位与人口流动方向背离,中西部出现了住房库存。 我们政府部门也是相应的配合这样一种人口的流动,他实际上是严格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土地供给。这是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泡沫、三四线库存泡沫的根源。 下面我讲一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突破,我一共讲七点,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坚持公益性征地原则,缩小征地范围;放宽对农地入市的限制,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不仅如此,只要符合规划,不管是建设用地,还是农地都可以直接入市。既然你的前提条件已经符合条件了,为什么国有之后才能入市?我曾经跟中央民办官员争论过这个问题,不是集体所有制,而是因为不符合规划。我就问,我这儿有一块儿农村集体建设,我要报规划。他说那不行,还是对集体所有制的一种体制,所以符合规划,任何土地,包括基本农田也一样是转变成建设用地,如果是公益性的你就征收,如果不是你就得允许直接进入市场。 接下来是赋予农民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权,扩大农民获取财产收益的渠道;这个不仅包括使用权,还包括出租、使用、转让。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应该根据我们国家目前同意一般规定,来设置土地上的使用权的物权。而不应该用我们的无权法建立宰土地管理法上。接下来要允许增减挂钩指标跨村际省际交易,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城乡建设用地的有效配置;我们一亩地的增减挂钩是30万,要是卖给北京大兴就是2000万,我们为什么不用市场监理机制,在全国范围内让增减挂钩的机遇指标进行流动,让土地扭转到最稀缺的地方,从而增加农民的收益。 消除农地规模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我不赞成刚才县委书记说的原住民是哪儿来的?原住民原来就是那一个姓吗?按照现在的土地承包法,按照现在的政策,外来的农民永远是外来户,就和我们的农民工永远背着农民工的称号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能够融入当地?更何况还有城里人要下乡。现在维护的耕地只有8.6亩,谈得上乡村振兴吗?只能到成里边去发展,就靠这8.6亩地是谈不上乡村振兴的,什么时候变成86亩,什么时候变成120亩再谈乡村振兴。 最后一点,土地修法的顶层设计要上下一致,消除各项法律规章之间的矛盾。1998年之后出台了新的政策,包括土地管理法,事实上从八十年以来,土地归国家所有,所以要实现这个修法的一致性首先要修改宪法,要既可以国有,也可以集体所有。 最后我要谈的的是消除对三条红线的担忧,昨天谈到了几个似是而非的理念,应该破除。我们现在马上就搬出三条底线,我们没有说要改变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也是公有制,我们讨论的一切问题都是使用权,不涉及到所有权。第二,耕地红线,我们只做建设用地的文章就足够了,农村19万平方公里,我们刚才说到拿出宅基地的三分之一,就足以使城市用地建设50%。第三,保护农民利益不受损。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刘培林:人口红利有意义 但没想象中那么大
刘培林:人口红利有意义 但没想象中那么大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长期发展基础领域首席专家刘培林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解放人比抢人更重要》。 刘培林认为, 人口红利有意义,但是它的意义没那么大。人口红利会增加供给能力,也会增加需求。过去的人口红利对GDP发挥的作用是多大呢?2016年中国GDP是1978年的32.2倍,2016年中国总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分别是1978年的1.4倍,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因素导致我们的劳动力是1978年的两倍。 人口红利因素对我们的增长贡献是多少呢?应该是2/1.4=1.4倍,扣除了人口增长、人口红利以后,那么中国过去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按经济活动人口计算,2016年中国生产率是1978年的16.1倍,即使考虑人口红利的间接贡献,生产率提高也是主动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培林:各位上午好,我的题目是《解放人比抢人更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不是不想缴税,我们愿意交更多的税,为什么?当你交更多的税的时候意味着你的收入更高,我跟大家分享下我的看法。 第一是有些城市在抢人有一些很优惠的门槛,抢人有一些好处,在座的很多是领导,我们来猜测一下抢人有什么好处。首先能扩大供需,人多,手多,供给大。同时也可能市长们的追求提升自己在城市当中的位置,人多,口多,需求大,追求规模效应。也许抢人的地方眼下最期待的是稳住或拉高住房需求,刚刚也有专家讲了,可能是为了房地产去库存。 那么抢人大战还会有什么宏观方面的效果呢?从市场考虑是扩大供需,但是从宏观来看可能会取得这样的效果。我们知道在一些超大城市疏解功能的背景下,另一些城市抢人,可起到稳定城市化水平的效果,也有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那么另外一些城市抢人的人就能够抵消疏解功能对城市的负面功能,同时抢人也会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我们现在说要提高城镇化率,可以说抢人也会提高城镇化率的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抢人的好处我觉得不能高估,也没有那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和招商引资大战相比,引资大战是正和博弈。为什么这么说呢?引资大战增加本地资本,通过快速增长和资本积累,也促进全社会资本积累速度提高,进而增加全社会的资本,每个城市进行招商引资大战会导致全社会资本的更快积累。 但是抢人大战就不同了,我个人认为抢人大战基本上是零和博弈。抢人大战很难促进生育率提高,至少短期内很难。不会提高生育率的情况下又爆发抢人大战,抢人大战只会推高“人”的价格,而不会根本改变城市间人口分布。我们发展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本意,发展就是让人变得更值钱,但是一个正常的途径是应该通过“生产率提高——收入提高”的路径,而不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抢人大战。 为什么会有抢人大战,一个考虑是人口红利,我想说明的是人口红利有意义,但是它的意义没那么大,从长期来看解放人比抢人更重要。人口红利对增长,它会增加供给能力,也会增加需求,这是大家都很明白的直白的道理。过去的人口红利对我们发挥的作用是多大呢?长期增长的主动力是生产率提高,按不变价计算,2016年中国GDP是1978年的32.2倍,2016年中国总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分别是1978年的1.4倍,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因素导致我们的劳动力是1978年的两倍,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因素对我们的增长贡献是多少呢?应该是2/1.4=1.4倍,扣除了人口增长、人口红利以后,那么中国过去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按经济活动人口计算,2016年中国生产率是1978年的16.1倍,即使考虑人口红利的间接贡献,生产率提高也是主动力。 从这里看出来提高生产力比增加更多的人才更加重要。怎么解放人呢?解放人有一系列的条件。解放人的标准是人尽其才,什么叫人尽其才呢?我有两个看法,第一人和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大家不会否认,但是我并不是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并不比富人的孩子能力更低。人和人的能力没有多大差别,我们观察到谁当律师,谁当打字员是分工的结果,并不是他们的差异导致的。我们想一下,今天全球70亿人没人只做一件事做到极致肯定是有增长效益的,大家扪心自问一下,每个人只在一个岗位工作,我们的福利是有天花板的,是有够的,那么熊彼特提出了企业家的重要性,他说增长主要是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贡献,那么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什么职能呢?我个人认为是要扩大人的思维边界,分工的天花板才会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要把熊彼特和亚当斯密的理论结合起来。为什么有的国家企业家就多?为什么其他国家企业家就少? 我接下来想分享一些我个人对如何让一个国家的企业家多起来的观点,我觉得从长期来看,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自我发现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力。我说的这个自我发现,企业家和创新者不是别人挑出来的,不是老师教出来的,钱学森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创新性人才,创新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是自己摸索试错试出来的。 我觉得首先有一条,就是不要把老天爷派的企业家扼杀到摇篮里。这是一个人的先天能力的分布,富人家也可能生下一个能力不强的孩子,穷人家也有可能生出一个能力很强的孩子,这是先天的分布。我们问一下,我们的父母都是孩子第一任老师,中国教育孩子用的最多的词是什么?可能最多的是听话,你要让孩子听从一个他的意志,听他来做考虑。这个红色曲线的分布,我们都按标准化的教学大纲刷标准化的题,这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条红色曲线,和老天爷派下来的先天能力有一个差异,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曲线左边夹角的区域,是我们把笨孩子训练的有了很高的能力,你可以想象我们收获了一万个士兵,但是我们的代价是可能损失了1万个将军,右边就是我们损失的有潜力的孩子。 中美之间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差距,美国在监狱的人数比中国多,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教育出来的曲线和先天的分布一样,就是和蓝色曲线非常接近,我们中国用鞭子抽打,其实和日本韩国一样,我们的代价是损失了这些人中的企业家和天才,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天才不被湮灭的前提下让每个人都有上场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保证产权,我不再多重复。 第三个条件是让他们在赛跑的过程中变换跑道,不能说按照你的赛跑,一个长跑,有的人只跑里面的跑到,有的人只跑外面的跑道,要在实践中不断的去试错,去发现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才能。当然创业也会有失败者。 接下来这一条,创业、创新、冒险,每个人都发现最大的潜能,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整体的预期收益取决于四个因素,成功的概率、成功的预期收益以及失败的概率、失败的预期收益。我们知道随着一个社会提高,生产力的提高,我们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出来,我们也能付得起更多的社会保障,从而让更多的人敢于出来试错。当然社保越高,也会有一个效果,就是养懒汉,这里面要有一个权衡,这个里面要有一个精心的设计,免费的午餐,北欧的高福利并没有拖累社会的发展。 第五,尽可能缩小起跑线的差距。继承的财富格局把人们置于不同甚至悬殊的起跑线上。穷人家的孩子可能很有企业家的潜力,很有创新精神。把下一代放入不同的起跑线上,今天可能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收入差距格局,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让下一代的天才能够踏上竞技场,那怎么办呢?就需要代际之间的再分配政策加以调整,这样下一代人才有机会踏上竞技场。单设如果代际之间的力度过大,爸爸就不愿意干了,但是遗产税不高的话我们就会损失下一代的天才。 这些都是基本问题,也要考虑一些基本东西,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观点,谢谢![详情]

韦森:减税要落实到实处 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韦森:减税要落实到实处 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为《如何把为中国企业减税落实到实处》。 今年上半年总理报告明确说,减税要为个人和企业减税8000亿,但是今年上半年,国内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了16.6%、17.4%、12.8%和20.3%,同比GDP增加了6.8%。说要减税,但是税负真正降了吗?问题到底在哪里? 最新数据表示,企业亏损面大幅度上升,亏损额也在大幅度上升。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税收降低25%,外资降低25%,在这时候政府的税收却在猛增。 韦森认为,真减税要减到增值税率,或者是降企业所得税。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以下为演讲实录: 韦森: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年了我总是用右边的图,这个图是四十年的改革最终千条万条市场化的改革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但是大家知道,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就开始下行,下行的同时发生了一个事情,中国经济几乎萧条了四年。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制定的那一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这个结果是什么?我粗算了一下,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15年我们政府整个宏观增加到10.6倍。 在这时候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猛涨,其中2016年2月26日上海召开财长和央行行长上海会议,部长就说我们现在要减税,从今年的营改增要减5000亿。我再问你一个问题,2004年我们GDP增收,是多少呢?7.5%。增长目标是多少呢?8%。财政增长目标是多少?7.5%。我说你定的指标都高于GDP的0.5个百分点,你减的是哪家的税? 这个问题马上被总理看到了,答记者问的时候,营改增以后决不允许任何一个行业的税率要高于行业的增长速度,每年都说减税,这是我们的克强总理要推动减税。 这是克强总理的决策,我们在7月16号,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但是到底减税了吗?减税是减税,目前中国的税负高不高?按照世行也好,按照央行的研究也好,中国目前的总税率,我们是世界上差的最高的,我们这个排名,我们是1:89,我们排88。 一说减税,政府就说你们不当家,你不知道我们的难受,地方政府的负债这么大,中国的财政去年是2.8%,实际上财政体制占3.8%,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们不算太高,并且负债比重我算了55左右。美国政府最高的时候它的GDP都对应8%,特朗普还能减税,我们只占2点几就不能减税了吗? 再看这个呢?一方面是政府的负债很大,包括去年地方引进的负债很大,但是另一方面悖论是什么?中国的政府财政存款不断攀高。今年的就超过5000亿,4月份到7月份,李克强总理至少要开两次国务院财政会,前两天财政又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预算执行管理加快指出进度的通知》要加速大家快点花钱,将近三十万亿一直在攀高,有一个政府像我们今天这么好的状况吗?就没有减轻的空间吗?企业呢?1994年以来政府各部门年中突击花钱,就这样中国没有减税空间。 第三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减税?实际上7月份开了国务院的制度会议,那年年底我们在天津开了几个会,我们用各种办法营改增,到底减没减税,到了7月份多收了几个亿,我们算了一下,至少营改增多少了3000亿。 即使财政部发的新闻稿,增值税增加了30.9%,营业税减了40.4%,2016年营改增多收税将近1800亿。今年经济这么困难,今年是怎么涨的? 今年上半年总理报告明确说,减税要为个人和企业减税8000亿,但是今年上半年,国内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了16.6%、17.4%、12.8%和20.3%,同比GDP增加了6.8%。这到底减税了吗?企业多么困难啊,所以目前中国的形式,中国形势国内国际环境如此限额,投资如何增长,消费如何扩张经济增长如何跳出? 大家看一下最新的数据,发布了企业的状况,企业亏损面都在大幅度上升,亏损额也在大幅度上升。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税收降低25%,外资降低了25%,在这时候政府的税收却在猛增。 但是我们的克强总理,我注意到克强总理落实减税降税的情形,但是问题是什么?发改委也在说,要落实建设,真正降了吗?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觉得你要减税,他还是在高速增长,你要真减税你就要做到减税的道理,政府财政收入低增长才要减税吗? 第二个,要真减税要减到增值税率,或者是降企业所得税,不降税率在目前基本上我们的企业之间都有增值税发票,在这种情况下真降税就降税率,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王小鲁:当前城镇化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人口城市落户
王小鲁:当前城镇化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人口城市落户

  王小鲁:当前城镇化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人口安家落户|新京报财讯 新京报快讯(记者 陈鹏)“我觉得当前在城镇化中,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人口安家落户,获得社会保障和获得公平的市民待遇。”在9月16日的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演讲时说到。关于城乡人口流动的问题,王小鲁从“进城人口的市民化”和“城市居民下乡”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过去四十年中,城镇化的进展蛮快的,改革初期(城镇化率)大概是17%,现在是58%以上。这个城镇化的进程中间缺了什么?”在王小鲁看来,有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就是有大量的农村进城人口没有落户,没有变更实实在在的城镇人口,没有享受和别人同等的市民待遇。 他举例称,按照官方的统计,还有2.25亿城镇常住人口无城镇户籍,因为没有城镇户籍就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很多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子女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因为没有保障,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可能到年老的时候必须回到农村。所以我觉得,当前在城镇化中间,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人口、安家落户,获得社会保障和获得公平的市民待遇。” 对于市居民下乡的现象,如休闲度假、体验乡村生活,王小鲁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居民扩大了消费需求,而且促进了城乡居民互相之间的了解、联系,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另外,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有些人全家搬迁离开,房子、宅基地空在那儿。将来这些人如果能够在城镇安家落户,他们在农村限制的宅基地必然是空闲地资源,需要得到有效的利用,否则的话农村就会出现大量的房屋土地闲置荒废。 王小鲁说,解决的更好办法还是促进城乡之间的交流,促进城镇人口下乡和农村建立联系。让农村的土地资源、闲置宅基地能够得到有效利用。有效地利用实际上也会给农民增加一笔相当数量的财产收入,对于改善农村状况,会非常有作用的。  [详情]

倪鹏飞:“竞地”正让中国城市变得人财两空
倪鹏飞:“竞地”正让中国城市变得人财两空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中国城市:争资,竞地与抢人》。 其表示“竞地”正让中国城市变得人财两空,由于一些基础制度没有推进,土地竞拍房地炒作还在持续,加上财税制度的原因,使得房地产在扩大,政府通过土地的模式还在集聚。 首先带来的是产业的转移,现在已经出现了外资转移,制造业向越南和东南亚地区转移。大家都去搞房地产了,不愿意去搞实体制造业了。那么竞地是不是也导致人才流失呢?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华为从深圳迁往东莞,还有一个是导致人才资源的错位,搞科研的不想搞科研了。 以下为演讲实录: 倪鹏飞:我最近在总结中国40年城市的崛起,当时提炼了一个中国城市崛起的分析框架,其实我感觉主要有四个因素: 第一是制度的改革,影响城市的有三个环节因素,一个是非农聚居,人工劳动力,第二是企业全球分工,中国在工业化全球化的同时全世界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三是和其它地方不一样的,和国外不一样的,我们城市政府的城市精英,这个包括环境的经营,也包括土地的经营。 这几个因素对一个国家和城市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四个因素是不一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城市之间也是这四个因素来竞争的,人口的竞争、土地的竞争、土地的竞争。也可以说这四个因素既是引擎,也是红利,也是竞争的目标。 我的第二个观点,我认为市场化的改革才是成就了中国城市的伟大竞争。 因为中国城市崛起大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城市竞争导致城市的崛起,中国城市崛起的原因是市场化改革。改革的两大主线, 确认经济主体的责权利:承认产权,明晰产权,激发动力。这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大的一个。第二是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当然这是在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 我们四十年经历了改革有这么几个阶段, 1978年的农村承包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面临国内外的严峻挑战。2000年的加入WTO :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2013年18届三中全会: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 虽然分成了四个阶段,但是我感觉有两个阶段,特别是1992年的改革是一个最关键的改革,我甚至认为1992年之后我们所取得的很大的成就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改革,或者是90年代的改革是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从那以后虽然有些改革,但是改革竟然是十分的缓慢。 所以总体来说直到现在我们的市场化还不是很完全的,市场化里面有一个半市场化,改革意义关乎成败,改革创造了中国城市,成就了中国城市伟大竞争。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城市崛起的源泉,是中国城市竞争的前提。是中国城市崛起的最大动力。过去改革的红利正在消失。另一方面由于是半市场化的改革,所以带来了很多问题。 这里我不展开了,是改革40年的成就。 第三个观点是,过去40年我们形成的四大红利正在全面消失。前面讲了改革的红利在消失,现在讲城市的三个方面,城市的发展、城市的竞争确实是分阶段的。第一轮已经结束了,和咱们提出的新时代是一致的。第一阶段(1978-1992年)比人力,是以乡镇企业发展,建设小城为主。第二阶段(1992-2003年)主要是开放,争外资,建设开发区,外向工业。第三阶段(2003-2013年),我们想出一个新的主义,搞基础建设,竞土地,炒房炒地,新城新区开发。2013年以后改革四大红利消失,劳动力、外资、土地和改革的引擎面临熄火。 与此同时,过去40年我们在争土地的同时,世界先进城市在进行激烈的人才争夺。 所以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进入到第二轮。我们的主题叫人才争夺,第二个阶段是新时代,第二轮城市竞争的第一阶段就是争人才,因为除了人才没什么可争了,因为人才最值得争夺。刚才说红利结束了,那么这时候人才的红利显现了,所以人才目前的价值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从从供给侧上,人力资本,科技创新。第二是从需求侧,消费扩张与升级。第三种人才可以带来税收,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都和人才有关。 第二是我们积累了40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人才,现在我们农民工说是2.8亿,其实我们现在大学生当然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马上要超过了农民工的数量了,这样大规模的数量也体现了人才这个红利也在逐渐的凸显。 这是我所找到的一些数据,证明劳动力的红利结束了,外资的红利结束了。 第四个观点,“竞地”正让中国城市变得人财两空。由于一些基础制度没有推进,这个土地竞拍房地炒作还在持续,加上财税制度的原因,使得房地产在扩大,政府通过土地的模式还在集聚。首先带来的是产业的转移,现在已经出现了外资转移,制造业向越南和东南亚地区转移。还有一个是产业出现,大家都去搞房地产了,不愿意去搞实体制造业了。那么竞地是不是也导致人才流失呢?已经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之前曾经问过一个房价与人收入的关系,如果过高的房价可能会导致收入或者他状况的降低,导致人才流失。人才流失网上炒的比较多的,华为从深圳迁往东莞,已经出现了,还有一个是导致人才资源的错位,人才不干自己专业的事情,他是搞科研的不想搞科研了,最近网上有一个中国的火箭发射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房价太高,这些就没有心思去搞科研,所以就去搞其它的。所以可以说它是导致人才的流失,这个数据反映出中国房价地价的上涨产生的问题。 最后讲我们新的思路,到了一定阶段人才确实是下一轮进行的核心,那么我们就要围绕人才开启新一轮竞争,这样才能推动城市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我做三个总结。 第一是重组继续崛起的新引擎。过去我们是以劳动力,以资金,或者以土地为中心,劳动力为土地为中心来推动经济的崛起,现在人才是关键,我们又该以人才为中心,当然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说的人才不仅包括高端的,也包括农民工在内,是应该全民皆才,人才和劳动力,过去讲劳动力,现在是人才,这是两个概念。当然对不同的人才来说,他们的起点不一样,我们应该以人才为中心,土地的未来是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回到税收的一个阶段。人才企业资金也就跟过来了,所以新的引擎是这样组合的,这个组合的中心是人才。 ? 第二是颠倒城市竞争的旧逻辑。旧逻辑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发展产业,吸引人力,改善宜居环境。人力人才是在最后,是把投资环境吸引资金。现在我们新的逻辑是先改善宜居环境,吸引人才,发展产业,吸引资金,促进增长。这是最核心的,改善环境之后吸引人才,也包括农民工,我说的人才其实就是人,不是劳动力,不是只让他干活,是既要让他投入人力资本又有社会保障。吸引人才、发展企业、吸引资金,人才来了企业就来了,资金也就跟着企业来。 最后一点是再创造城市发展的新红利,制度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和人才红利,资金、劳动力、土地红利,原来消失的红利自然也可以重新出现。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详情]

王峻: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模糊城乡界限
王峻: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模糊城乡界限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县委书记王峻出席并演讲,题目为《松阳的活村之路》。 其表示现在的乡村已经不是过去的乡村了,未来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与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将会模糊城乡地域界限和产业界限,将原本单一的农业经济演变为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相融合发展的综合业态,并将建立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共生且高度一致的区域性的内生经济循环系统,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经济发展体系。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峻:感谢诸位给我一个交流机会,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乡村还有没有希望?如果有希望乡村振兴的路怎么走?我想结合松阳的实践探索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和思考。 松阳在浙江丽水,大家看图。松阳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古典中国的县域标本,之所以这么说,是我们还有农业文明非常完整的建筑,我们的县城还保有打铁、弹棉花、种草药铺,这些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情况。 乡村中依然保留着100多座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其中国家级传统村落71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在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乡村面临着走向衰败和萧条的境遇。 松阳也面临这个问题,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随着现代都市人越来越向往田园生活,越来越渴望良好生态环境和健康食品,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日趋均等化,交通、互联网等现代基础设施的日臻完善,乡村的价值将会得到重新发现,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将会发生重要变革,乡村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认为这重要变革,在新时代乡村具有一产、二产、三产的综合生态形态。 近年来,松阳深刻把握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为切入,系统推进“文化引领的乡村复兴”,初步走出了一条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互融、互促、互补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我们是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县、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试验区、全国“拯救老屋行动”整县推进试点县。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乡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乡村经济形态开始发生深刻调整、乡村优秀文化得到保护传承与发展、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优化提升。 我们总的理念:活态保护、有机发展。 把乡村放到历史动态中去考量,遵循它的发展规律,尊重原住民,通过中医调理、针灸激活的方式,给予村落适度刺激,慢慢恢复其生命力 乡村的衰败萧条是历史过程,起步也是历史动态的过程。我们坚持使用最少、最自然、最不经意、最有效的人工干预,像我们这个图中的房子是重新做的,但是大家看不出来。充分利用本土、原生态、低碳环保材质和废弃建材,及生态环保技术。 目标是使乡村达到健康态、和谐态、风貌完整、舒适宜居、富有活力,人文和谐。 路径:通过“五个复活”,让原住民在乡村中活得更加富足而有尊严,最终打造有品质的田园乡村生活 一是制定出台系统保护政策和总体规划,把田园、山水、村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规划、保护和建设。 二是加强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整体保护,核心区严控建新房,外围区域建房注重建筑布局、高度、风格、色调上与村庄传统风格相协调。 同时乡村要注意,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升,优化“山水-田园-村落”和谐美的格局。 第二,复活传统民居的生命力。 刚才刘教授说回去都不愿意住村里,主要是村里的住房条件太差,我们一是出台传统民居改造利用专项政策,制定详细补助标准。《意见》明确了舒适休闲型、简约休闲型和家庭自主型三种改造类型,达到改造标准的,按建筑面积分别给予每平方米180元、120元和80元的补助。 二是编制传统民居改造技术指南,指导老百姓怎么盖房子。 三是加强示范项目引领。松阳过去乡村大部分都是木结构的房子,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通过改造,只要解决除湿、卫生条件,除了木结构房子依然可以很舒适。 目前全县19个乡镇(街道)累计改造民居318幢,发展民宿461家,床位4203张。复活乡村的经济活力。 我们的总体思路,以优良的生态环境为底本、以乡土民俗风情文化为依托、以摄影写生等艺术创作为媒介,植入生态农业、休闲度假、文化旅游等业态,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一是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我们全面推进全县域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我们的茶叶,创成全省首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超百亿元。 浙南茶叶市场,中国最大的绿茶产地市场,全国绿茶价格指数发布地,中国绿茶第一市,年交易额超50亿元,引进全息自然农法、“阿郎自然农法”,建成20余个示范基地。 二是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高品质、小众化、中高端”发展定位,建立八条融合农业观光、农事体验、文化参与、艺术创作和度假休闲的全域乡村旅游路线。 刚才茶室我们也是上了亚洲图纸排行榜的,这是我们沿坑领头的案例,2013年以来通过短短一年左右时间,沿坑岭头由一个偏远的空心村华丽转身成为远近有名的“画家村”。现在也有外国人到那里做美术了。 我们乡村还有一个美术馆,这个美术馆是房子全部倒塌改建的。 松阳·沿坑岭头“柿子红了”、沿坑岭头特产金枣柿、特色原生态农产品深受游客喜爱,松阳枫坪乡沿坑岭头村手工艺人制的成品鼓销往全国各地,年增收2万余元。 三是推进农业特色工坊建设,立足当地的特色文化和传统工艺,打造小而特、小而精、小而美,农业、工业与休闲产业相融合的农业特色工坊,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大东坝镇金钟山酒工坊效果图,大东坝镇蔡宅豆腐工坊效果图。 四是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百名艺术家入驻乡村计划”,探索艺术助推乡村振兴之路。 松阳·陈家铺村先锋书店,我们这个书店好的营业额一天有1万,他不光卖书,还卖咖啡,休闲吧,网红书店。 松阳乡村建筑入展德国Aedes建筑论坛、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等国际高端论坛。 四,复活乡村的优良文化基因。一是优先保护历史文化建筑。我们“拯救老屋行动”试点工作成为全国示范,列入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的乡村文化繁荣兴盛重大工程。 值得一提的,我们探索出了一套不出施工图、不公开招投标、不要求修缮资质、不需工程监理,却能有效加快工程进度、降低建设成本又保证工程质量的工作机制。我们降低成本在30%以上,经过评估他对我们的质量都非常认可。 第二弘扬传统文化,包拯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三是大力传承和发扬民俗文化。我们挖掘复活“竹溪摆祭”“平卿成人礼”等节会60余台,建立“乡乡有节会、月月有活动”的民俗文化展演机制。 四是建设全县域乡村博物馆。采取“化整为零”方式,充分利用古民居、祠堂、文化礼堂等文化建筑,建设具有展陈体验功能的博物馆。 这个我们就使用残缺破坏的房子改造的,一个厕所,我们不用可以把它修复好,把历史保留好,同时赋予它新的功能和生命力。 复活低碳、生态、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着力建立生态循环链,健康养生方式,我们也搞健康的活动。 习总书记在中央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期实现百年奋斗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新路径:应该是一条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以文化引领为导向,以品质发展为准则,以壮大集体经济为牵引,以共同富裕为追求,系统调整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新路”。 一是新的价值取向。从工业文明时代“以人为中心,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追求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未来乡村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是新的城乡关系。从城乡二元割裂转变为城镇村三元共生、城乡互动互补互促的城乡融合发展。未来乡村今后也是个新型社区,将成为一个既深刻保持传统乡村文明原真性,又开放兼收现代文明创造性的新型社区,这里既有祖祖辈辈守望村落和田野的传统村民,也有离开村落外出发展后返回家乡的回归村民,还有城市回归乡村田园生活的新型村民。过去都是松阳农民到上海去打工,现在上海到工人都到松阳来打工了。 三是新的经济形态,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形态转变为以高品质农业为基础、农工贸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多元经济形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的乡村已经不是过去的乡村了,未来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与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将会模糊城乡地域界限和产业界限,将原本单一的农业经济演变为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相融合发展的综合业态,并将建立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共生且高度一致的区域性的内生经济循环系统,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经济发展体系。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区域性的摩擦性成本太大。 四是新的运行机制。从原子化、碎片化的独立分散经营转变为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挑战难度也非常大,这是我们眼下正在破的题。未来乡村将形成以集体经济制度为基础,以混合所有制、农合联等多样化联合合作发展为特征,既能实现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又充分调动村民个体积极性,并保障农民享受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实现共同富裕,体现集体优越性的经济运行机制。让农民享受全产业链收益,这是总书记提出来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要做深层次的改革。 五是新的文化形态。从单一的传统农耕文化形态转变为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元素、城市文明形态兼收并蓄的新型文化形态。未来乡村中既有“敬天爱人”“耕读传家”的传统农耕文化,也有从城市带来的现代生活理念、科学技术应用,还将会产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碰撞交融而带来的新文化。今后乡村既有喝茶的,也有喝咖啡的。 在实践中我们有以下的体会,一要树立科学理念,充分尊重乡村发展规律,不急功近利,要优先使用乡村存量资源,这点非常重要,不要大拆大建,小拆小建也要适度,最大限度保留住乡村元素、乡愁记忆和历史印记,坚决防止天人合一的乡村风貌、宁静安详的乡村生活、淳朴和谐的村风民风受到破坏渐进式恢复乡村生命力,不要搞运动战,乡村衰败是历史过程,不要指望一年、三年、五年乡村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要强化系统建设,将城乡发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树立中医整体观,按照“全域统筹、区域联动、系统推进、融合发展”思路,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双向合理流动、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系统开展生态修复、经济修复、文化修复和人心修复。 三要维护村民主体地位,既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和接纳外来人口进入乡村休闲和创业,也决不能动摇原住民的主体地位,要积极构建新老村民融合共生的发展机制和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原住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最大限度共享乡村发展成果。 四要突出文化引领,我觉得文化引领非常重要,要突出文化引领,坚持品质发展。切实保护、传承、弘扬好传统文化,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让活态的乡村文化传下去,并结合现代文明要素和现代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其要充分汲取提炼优秀文化中蕴含的精神内涵,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 五要坚持品质发展,这是大家思想上的盲区,积极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将工匠精神、品质意识贯穿于乡村振兴各环节、全过程,让乡村真正成为人人向往的品质之地。吸引一批有理想情怀的外来优秀人才和各类乡贤回归乡村,深度参与乡村建设,并通过科学规划设计和教练式指导、培训,让品质发展成为一种全民自觉。 六要加强社会治理。 我就汇报这些,谢谢大家![详情]

刘守英:农二代若被迫回乡 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刘守英:农二代若被迫回乡 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原副部长刘守英出席并演讲, 演讲题目为《城乡互动的特征与改革》。 刘守英称,现在整个乡村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二代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上一代那样回去了。对他们来说,家乡已成故乡,乡土已变故土,他们努力摆脱原来赖以为生的农业等行当,尽力带着一家子进入城市并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干着城市需要的职业,过着与城里人趋同的生活。从他们所体现出的种种特征来判断,这是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人,如果他们被迫回到自己的村庄,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守英:昨天是组织了一场讨论“地”,今天我们组织讲“人”,我临时把这个题目改了一下,我今天主要是讲“人”,下一步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主要取决于人的流向。 人的流向的本质最主要的本质是什么呢?我是觉得小鲁讲的农民进城以后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80后是一场代际革命。 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和卫计委的农民工的数据给大家展示基本特征。 1、储备更高的人力资本后即进城。 农一代中的文盲、小学比重下降,初中、高中占主要。 农二代中,文盲、小学比例仅5.97%,初中占比提高到54.68%,高中及以上占比大幅提高到39.35%。 2、更强的入城不回村趋势。这里主要表现在整个80后进了城,而且出生越晚的农民工流动越大,领域是跨县的迁移更大了。 另外一个数据是这几年有回流的现象,统计局的数据和农民工的流动数据都显示这个,统计局是10%,但是我们的数据显示回流主要是回到本地的地市,不是回村,这是第二个特点,更强的入城和不回村的趋势。 3、第三是非常有意思的,农一代基本是家里的主劳动力进城,所以农一代留下来的最大的麻烦就是留守人口,现在的情况是整个农二代基本是举家迁移,举家迁移的比例大幅增长,而且举家迁移是带了两拨人,农二代子女很大的比例有24%是跟着父母亲一起走,所以这是小孩跟着父母走,就不会有留守的情况。还有老人进城同住的比例还是上升的,这是反应整个农二代家庭的迁移是要准备在城市落户下来的,这是第三个特点。 就业“去农化”与“入城化”。就是农二代已经不做农了,原来是在农村做建筑业,交通业现在也不干了。我当时考大学,我父母就吓唬我,你不好好学就去学木工,学了木工就往深圳跑。所以我讲整个就业是在去文化,就业入城化特征明显。 5.资本留城倾向明显。2011年和2012年的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农二代汇款金额都少于农一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二代与农一代向户籍地汇款金额差距逐渐加大。2011年时,农一代比农二代户籍地汇款多356.23元,到2012年,两者相差895.13元,说明农二代更倾向于把更多的资本留在城市,而非像农一代一样转移回村庄。 6. 生活方式城市化。这波人整个进城以后的生活方式跟城市基本一样,包括娱乐、休闲,追求收入和闲暇时间的控制。比如现在辛苦的工作他不做,工资高一点但是很辛苦他不做。 7. 居住方式的入城倾向。我们农一代进城住房地下室也是行的,农二代的住房条件好于农一代,且差异显著。农二代的住房内大多有自来水、卫生间和洗澡设施,这些追求都在上升。农二代对乡村自建房和进城买房的比例是大大增加的,他是选择落城而不是回村。 8. 与乡村的联结疏离。比如农二代回去的方式是开车回去,我说你那么远开什么车啊,他说人家都开车回去,开车回去住哪儿呢?住在县城的宾馆,所以我已经问了十几个地方,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县城的宾馆最忙,春节期间,要预定,开着车回老家的县城,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开车回村,回村讲一口北京普通话,讲完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整个乡村,我们原来讲的这些长幼有序,乡村的那些大大减少。 这是整个乡村的一个总结,一个是农二代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上一代那样回去了。对他们来说,家乡已成故乡,乡土已变故土,他们努力摆脱原来赖以为生的农业等行当,尽力带着一家子进入城市并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干着城市需要的职业,过着与城里人趋同的生活,从他们所体现出的种种特征来判断,这是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人,如果他们被迫回到自己的村庄,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二、农民的城市权利决定转型成败 第一进入权。就是刚才讲的大量的问题,我觉得核心是要落在城市农民上,不仅仅是你要给他什么,第一个是进入权。还是有很多的限制,对进城农民仍然在不同等级城市、针对不同类型群体设立了差异化的进入门槛。不同类型的农民进城权利亦存在差异,通过积分落户政策对不同类型的人员进行差异性赋分。 第二就业与收入权有差异。农二代进城以后在就业的种类,在他们的收入上跟城市同类人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 第三是居住权,但是住房之后的困难比农一代还要困难,这是要非常警惕的一件事。现在解决农民在城市住房居住保障的这套居住体系是离他们的要求还远。现在基本是一伙一伙的,这都是非常严重的,最近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落实他们的问题。 第四是基本保障权。在养老社保医疗这些权利他的需求在大大上升,要求保障的意愿包括自己的努力都在上升,这一类的基本保障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另外同样交的这个是不可以兑换的。 第五是社会融入。农二代的融入要求很高,农二代感觉被城市排斥的程度更高,他们觉得融入不下来。 第六是子女教育权。2011年农二代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比例比农一代低6.58个百分点,而进入打工子弟学校的可能性却是农一代的1.25倍。2012年农一代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可能性是农二代子女的1.33倍,进入打工子弟学校的可能性是农二代的66.07%。2011年和2012年数据显示,分别有13.09%和18.72%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时需要交纳赞助费,进校的这些孩子是需要缴纳赞助费的。 第三个问题,回到乡土中国是什么结局? 实际上如果回到乡土工作,最后回归乡土工作,把它归结为四个方面,整个乡村的制度围着封闭的村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是靠土地创造的悠久的文化,但是为土地的收入。所以我们进城下乡必须要确定一点是什么?不能把这些人赶回去,也不指着这些人要回去,核心是要赋予农二代在城市的权利,到农三代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讲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观点,谢谢大家![详情]

王小鲁:大城市要公平对待所有公民 放宽落户条件
王小鲁:大城市要公平对待所有公民 放宽落户条件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出席并演讲,题目为《关于城乡人口流动问题》。 王小鲁强调,大城市要加快户籍改革,要改变城市对农民工落户条件过严,手续过繁的状况。 “现在很多大城市在搞抢人大战,抢大学生、技术人员。但是在城市里长期工作的这些农民工怎么办?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有没有方案,有没有一套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 有些超大城市还在搞驱赶“低端人口”,王小鲁表示,“这种情况我们要严格禁止”。他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抛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观念,要公平的对待所有公民,政府要以向社会各界公众做为第一要领,而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我想驱赶谁我就驱赶谁,政府不能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上。”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小鲁:大家好!今天这一节的内容是关于进城和下乡的问题,我就根据这一节讨论的主题讲讲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我们的城镇化率去年已经到了58.5%,城镇化进展很快,当然这里头是按官方统计口径,如果按刚才党国英教授提出来的问题还有很多可琢磨的地方,城镇化率是不是完全符合确立的标准。 从官方的城镇化率来看一下,过去改革四十年中,城镇化的进展是蛮快的,改革初期大概是17%,现在是58%以上,这个城镇化的进程中间缺了什么?在我看来有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就是有大量的农村进城人口没有落户,没有变成实实在在城镇人口,没有能够在城镇里长住下来,享受和别人同等的市民待遇。 到现在,我们按照官方的统计还有2.25亿城镇常住人口无城镇户籍,因为没有城镇户籍就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很多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子女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没有住房让一些公共服务让他们享受到。而且因为没有保障,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可能到年老的时候必须回到农村,因为他们在城镇住不下来,等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连养老金都没有。回到农村还要自己谋生,这种情况恐怕还要特别对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保持这样的状态,没有城镇户籍,不能享受同等的待遇,恐怕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只需要尽快改变。 所以我觉得当前在城镇化中间,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人口、安家落户,获得社会保障和获得公平的市民待遇。 我们看一下,这是外出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覆盖率是多少?我们到现在看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到2014年,2014年以后没有新的数据,我们拿2011年和2014年相比,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工伤保险从23%上升到29%,这说的是覆盖率。这些外出农民工中有29%的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从16%提高到18%,养老保险从13%提高到16%,失业保险从8%提高到9.8%,到2014年为止,外出农民工的参保率还是非常低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三年中间,进展还是比较慢的,可以预料,我们如果有最新的数据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许有两三个百分点的上升。 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201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户籍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35%提高到45%。当然10个百分点还是很大的进步了。实际上进展情况怎么样呢?2017户籍城镇化率比2012实际提高了7个百分点,看着还不错,从2012年到现在毕竟我们看到了7个百分点的进步,但是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同一个时期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也提高6个百分点。因此城镇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减少非常有限,2012年是2.34亿,2017是2.25亿。五年减少900万人,我们到什么时候能够把这2亿多人消化完?能够解决这2亿多人的问题?如果按照五年解决900万人的速度来计算,再过20年我们还会有1.8亿人无户籍。所以户籍改革亟需提速,让大量农民工获得城镇户籍,能够享受市民待遇。 户籍改革怎么提速?我想了几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要改变城市对农民工落户条件过严,手续过繁的状况,有各种规定,哪一项规定达不到标准你也不能落户。实际能够符合这样严格地规定,这些标准的农民工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这个进展恐怕还是应该说不够快,所以在我看来,特别是大城市要加快户籍改革。 现在很多大城市在搞抢人大战,抢大学生、技术人员。但是在城市里长期工作的这些农民工怎么办?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有没有方案,有没有一套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 有些超大城市还在搞驱赶“低端人口”,这种情况我们要严格禁止,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抛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观念,要公平的对待所有公民,政府要以向社会各界公众做为第一要领,而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我想驱赶谁我就驱赶谁,政府不能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上。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涉及到一些相关的问题,有人说你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相应地政府要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政府按照目前的财政能力,恐怕没有那么多钱,解决不了这么大的问题,拿不出更多的财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看法对不对?在我们看来取决于你从什么条件出发来做这个判断,如果你说现在的各项政策制度都不改,现在的政府支出结构不要改,政府要花的钱都照样花,然后剩下来的钱给农民工解决进城的问题,结论就是刚才说的那样,没钱了,对不起,解决不了。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地方政府花大量的钱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巨额的投资,有很多投资是缺乏效率的,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开发区、高新产业区、很多这样的开发区花了大量的钱投资但是最后空了。我们看花了大量的钱修旧城建新城,很多楼房用了二十年就拆掉,然后要建更高更新的大楼。很多地方政府的行政设施,政府机关大楼,超级好,气派宏大。 但是我们说同时我们没有钱来解决这些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我认为说不过去。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突出要做的是改变政府的支出结构,把不必要的投资压下来,把不必要的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压下来,拿出钱来给农民工解决安家落户的问题,解决入户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讲讲城市居民下乡。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很多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度假、体验乡村生活、带着孩子到农村去住一住,去搞搞采摘,采购点特色产品,我们还看到很多城乡居民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购销渠道,你种的是无公害的产品,你不上化肥、农药我就定点来找你买,你的农产品定期的给我寄来。这种购销渠道现在已经相当普遍了,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现象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新的现象。 第一,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居民扩大了消费需求,而且促进了城乡居民互相之间的了解,联系,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城市居民很多孩子从来没到过农村,没见过这些农作物是怎么长出来的,是怎么收获的,带孩子到农村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农民怎么生活、劳动是非常有重要的。 扩大了消费需求,促进了城乡居民相互了解,拉近了距离,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他们构建了购买平台,这些都会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改善农村的基本条件。 同时我们看到,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青壮年走的差不多了,有些人全家搬迁离开了,房子空在那儿,宅基地空在那儿。将来这些人如果能够在城镇安家落户,他们在农村限制的宅基地,必然是空闲地资源,需要得到有效的利用,否则的话农村就会出现衰落的现象,出现大量的房屋土地闲置荒废。 要解决这个过程,我们是促进城乡之间的交流,促进城镇人口下乡和农村建立联系好?还是阻断这种?在我看来阻断不是办法,更好的办法还是促进的过程。让农村的土地资源,闲置的宅基地能够得到有效利用。这个有效地利用,实际上也会给农民增加一笔相当数量的财产收入,对于改善农村状况,对于组织农村地区的衰退会非常有作用的。 现在阻碍城里人下乡的瓶颈在哪儿?城里人下乡不能没有居住条件,农村办旅游度假和观光农业不能没有服务设施,要搞这些服务设施农村居民投资能力不足,因为他们的收入有限,他们手里能够使用的现金有限,城市居民参与投资是好事。 但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城里人要下乡,我要买农村的宅基地,搞的度假别墅,现在闲置的土地不能转让,阻碍了有限的空间,比如说有一些规定,宅基地只能转让给本村居民,集体建设用地转让只限于乡镇企业用地。有人说只有乡镇企业用地,才叫做经营性的建设用地,才能转让,其他的都不能转让。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定,那么土地市场是不能开放的,土地的有效利用是无法实现的。 这些限制行的政策我们必须清楚,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已经讲的很明确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所以促进人口流动,恐怕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些制度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要加快推进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 谢谢大家![详情]

张国华: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是公共服务业定成败
张国华: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是公共服务业定成败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院院长张国华出席并演讲,题目为《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公共服务业定成败》。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国华:谢谢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的邀请,得以有机会到这来和大家共同交流,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公共服务业定成败》,重点谈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公共服务业决定成败的为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 第一, 为什么公共服务业会决定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的成败? 首先从城市化发展路径来看,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城市化中的发展路径是人跟着产业走,对应于城市化发展模式是房地产+园区+港口/高速公路+宽马路;未来城市化竞争力提升面临转型,那就是发展逻辑转变为产业资本跟着人才走,人才跟着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走,对应城市发展模式则是公共/服务业+TOD/街区+机场/高铁+轨道;恰如乔尔·科特金 “所言哪里更宜居,知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知识分子选择在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类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终人类的财富也会在哪里汇聚。” 再者看在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上,城市群作为我们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城市群是是国家经济要素的精华所在,是参与全球化竞争合作的最高端平台。但我国城市群与世界发达国家城市群相比存在巨大差距,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功能过度聚集,尚未形成与周边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产业体系;城际交通网严重络滞后于城市群发展需求,区域发展协同机制落后,“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势乃至“以邻为壑”体制困境亟待突破。所以国家提出了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战略,重点是交通一体化先行,产业一体化作突破口,城市群一体化作为空间载体等五位一体,但在实际工作推进中还有停留在就“交通”论“交通”,就“产业”论“产业”,就“城镇空间”论“城镇空间”的传统区域发展模式,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推动中处处都是壁垒,最需要解决的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悬崖”问题,这道悬崖不仅存在在北京、天津和河北之间,同样也存在于北京城市中,北京最好的医院和中小学大都集中在四环、三环里,这道公共服务的“悬崖”还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边,比如大家关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校园大都是开放式的,而北大清华大学校园则是封闭式,因为北大清华校园内的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比校园外好的多,只要这道悬崖存在,那么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断头路肯定存在,所以如何构建城市群的公共服务一体化才是城市群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还有,今天在座很多领导和老师都是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大家注意到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值得关注的是,报告将产业转型升级与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放在一起提出,这在以前各种报告里是从来没有过这种表述的方法,这强调交通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关系,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第二, 做什么?才会使得公共服务业会决定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的成败。 基于不同经济和交通条件下,人口的空间流动、产业的空间变迁才是是重塑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的关键力量。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交通 · 产业 · 空间协同的基础性理论和规划方法。 经典经济地理学关于农业、工业、服务业区位论,重点研究了产业在空间布局与交通有着紧密的关系。那分别是,农业在空间上的布局,是沿着铁路、河流和城市展开的,距离城市距离越近,附加值更高;工业在空间布局方面,交通区位决定了工业区位的基本格局,产业集聚和劳动力集聚带来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偏移;商业、服务业是我国城市发展的重点,市场原则适合低等级中心地,比如理发店和菜市场,行政原则适合中等级中心地,那就是医疗、教育这些产业,按行政区划来配置,交通原则适合高等级中心地,就是CBD、大型的商贸中心。所以在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北京疏解非首都职能,乃至雄安新区发展中政府可以直接主导的是,教育与医疗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业;间接主导的是大型交通枢纽构建,并引导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业集聚区的重新布局;其余产业的发展,乃至疏解,更多应该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按照不同类型的集聚产业和交通运输成本的敏感度相关性,可以划分为资源、资本和信息三大集聚类型。资源能源型的产业,这类产业的基本特点,运输成本通常占生产成本的比例达到30%以上,所以需要低成本的运输方式,就是港口、水运、货运铁路,我们国家的钢铁化工代表着资源能源产业,基本就是沿海沿江。资本密集型产业,它以资本为代表的产品快速流通,流通的效率越高,资本利润率越高。对产品要求能快速实现从工厂门口到客户门口,能实现门到门运输的,就是汽车、公路运输。所以我们国家这么多地方搞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哪个不是在高速公路沿线布局?到现在为止,这些园区、新区搞得成功的,没有一个不是在高速公路沿线布局的。信息密集型产业,需要信息快速流通。但对信息经济来讲,仅仅有信息的快速流通是不够的,因为对信息产业来讲,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没有哪种方式能取代,无论是今天的互联网,电视电话会议,VR技术。因为对信息来讲,我们面对面交流,语言交流部分只占信息交换量的不到50%,大量的信息是靠我们面对面之后双方的眼神、肢体语言甚至情绪、气场的相互影响。这些东西没有哪种科学技术能取代,你不知道下一分钟情绪是什么样。信息的载体就是人,更要快速流通。所以它对应的就是航空和高铁。进一步来看产业的空间规律则是,制造业向成本洼地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向要素高地集聚,所谓的“逆城镇化”,主要是制造业外迁中阶段性现象;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中心化则是不断集聚!上海是以制造业主导的城市,以上海为中心,200公里画个半圆,周边城市都很好;而北京则是以服务业主导的城市,所以我们看到北京对周边的虹吸效应是困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问题,以北京为中心,200公里画个圆,周边城市要多差,就有多差,但并不是北京周边城市没有机会,随着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会延伸出大量的休闲、消费、会议需求,但北京周边很难找出几个那商务人士去了,下次还想再去的地方。这就是河北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很高兴看到野三坡和保定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野三坡和今天会议所在地有这么好的环境,如果我们从首都机场和北京来这边在路上只需要花费一个小时,而不是3个半小时,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发展空间和潜力是巨大的。 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需要仅仅抓好交通 · 产业 · 空间协同发展,一个是城市群,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镇体系结构,要高效协同起来,协同好了再看城市内部,城市交通网络和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形态,这个再协同起来,城市才能高效运转,才能把今天面临的城市拥堵、大城市病有个系统的解决。比如哪些地区是资源能源型的产业区位,哪些是资本密集型,哪些是信息密集型,这些产业哪些是面向全球服务的,哪些是面向全国服务,哪些是面向区域服务。相应的,交通服务网络,配置到相应高的水平,空间资源上给产业配置集约高效。更好支持参加全球竞争合作,这样未来我们的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合作中才有更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层面,城市将来主要是两部分,构建发达货运枢纽体系支撑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布局,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客运疏运体系契合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中心体系,这样才能更高效组织好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和空间的组织效率,进一步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 怎么做?才会使得公共服务业会引领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走向成功。 首先看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走向世界城市的北京,为北京选择一个对标的城市,那就是伦敦,因为伦敦市全球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世界城市,伦敦作为全球最早修建地铁的城市,当下整个城市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是穿城快速轨道交通CROSSRAIL,该快速轨道把伦敦的世界性产业空间如金融城、金丝雀码头、牛津街、庞德街、摄政街伦敦西区、南岸中心、克勒肯维尔等和希斯罗国际机场高效组织,以支持伦敦更好的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所以目标是建立在轨道上的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都需要紧紧抓紧以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业发展的协同。 北京的公共服务业集中在中心城区,外围新城以居住为主,配套服务业没有随人口迁移,新城缺少就业岗位,成为卧城;早晚高峰的潮汐交通成为顽疾,是大城市病的病根所在。东京以轨道站为中心构建综合体,公共服务业与服务业交织,人口与就业同步疏解,新城有活力、中心城功能疏解。京津冀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业空间发展要走好TOD之路与交通 · 空间协同之路,转变过去以住宅开发为核心的思维,公共服务、服务业不是配套,是真正的价值配置杠杆!围绕轨道站点配置集中公共服务和服务业资源,促进产城融合。 其次,京津冀一体化的服务业创新之路需要从“硅谷” 转型到“硅巷”,硅巷模式是营造良好的思想交流空间环境,特别是优美街区制的发展,用来表征知识经济下创新创业文化和空间的活力。是硅谷升级版,在纽约曼哈顿老城区,成为继硅谷之后的美国第二大发展最快的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中心地带。没有佛罗伦萨这条弯曲的小街道,就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华尔街,500米长窄窄的街道,集聚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金融从业者,在这边的咖啡馆喝咖啡,能感觉到我的竞争对手在街对面喝咖啡,他们今天可能不需要语言交流,我就只需要打个照面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在干什么,创造交流的密度和浓度,这才是美国金融创新的空间生态所在。虽然我国城市化成绩巨大,但上海、天津、武汉、青岛等城市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地区仍然是:百年前的租界地区。这些地区的空间形态是窄马路、密路网,沿街底商。以人的交流和商业活动为根本尺度,服务于商业和服务业发展。制度保障则是历史上的产权保护和法律保障,小地块便于产权交易和租赁。经验教训:历经百年的战乱、文革等破坏,但依然最具活力。新城新区,从我国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学习什么?如何构建以人的活动和服务业发展为根基的城市发展模式? 还有,京津冀一体化之路根本在创新,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看日本筑波和美国硅谷的对比,筑波的配套公共服务跟不上,筑波人成为东京的候鸟。硅谷则是发达的教育和医疗条件为硅谷精英提供生活保障。再看巴黎和伦敦的对比,巴黎中央商务区,拉德芳斯则是政府主导开发,大规模、大尺度统一建设,形象大于功能,秩序大于活力;而伦敦中央商务区,金丝雀码头则是市场主导开发,小街区小地块、分期建设。功能混合,活力创新。所以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关键是引入市场力量、打造高品质公共服务,创建TOD+硅巷主导的公共/服务业创新发展模式,这不仅取决于理念和技术的创新,更决定于制度创新,如何让市场在城市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京津冀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关键是以公共服务业发展的改革创新,基本公共服务高标准建设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重要前提,促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市场在公共服务创新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政府合力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这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1)突破产业生长周期与政府任期制,这类产业没有10年时间做不起来,而一届政府才5年,前人栽树后人摘果的事情,不能寄希望于当下的体制。(2)注意区分基本公共服务与革命配给制,教育、医疗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低标准的,而不是当下延续自革命时期配给制的高标准。(3)基本公共服务需要财政补贴,未来财政税收体制如何与公共服务发展相适应,同样需要有为政府在财税体制改革中有所作为。 城市化和京津冀一体化中竞争力提升需要把握产业集聚与运输成本之间的互动机制、产业集聚规律和空间结构优化与综合交通体系之间的空间协同关系,做到交通、产业和空间三要素的高度协同,全面提升产业组织和空间组织的效率和竞争力,让产业从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走向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让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在决定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成败的公共服务方面,城市政府需要在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只因势利导地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全面走好市场经济之路,让市场经济去奠定繁荣崛起的基石,催生良好的公共管理,更促进城市繁荣崛起。谢谢大家。 张国华,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总工程师,国土产业交通规划院院长[详情]

黄群慧:通过雄安新区带领整个河北转型升级
黄群慧:通过雄安新区带领整个河北转型升级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主任黄群慧出席并演讲,讲题目:《京津冀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 其表示雄安之所以做高质量的撬点,撬点是通过雄安传输给整个河北,它作为一种“母工厂”去复制引领整个河北的转型升级。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群慧:我是做产业的,主要围绕河北的产业来谈一谈,高质量发展已经提了很多很多说法,自中央提出来高质量发展以后,各个部委都要求大家来做高质量发展,经济学家非常愿意去讲TMP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说如果从经济学理论来讲,驱动的经济发展那就是高质量发展,在座的是县长和市长,你会发现拿全要素指导你的工作根本没有任何可指导性,那是经济学家用数学模型算出来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十个专家算出十一个结论。而显示可操作性的肯定是一套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很复杂。我们做了一套,围绕经济及来做,我们做了一套京津冀一条指标体系。其实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就是报告里,给予新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而发展的那就叫高质量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我们给予者五大发展理念,有很复杂的具体指标,我们GDP我们算了一下,河北、北京、天津的情况,我们更关注的是算一算三个协同的情况,这是一个整个指标体系思路。 算的结果来看,我们协同所谓高质量发展,可以认为是协同,京津冀协同在一起的话,应该说这些指数,指数的过程指标很复杂,总体还是在上升,指数只能算到2016年,2017年的数据还没有算出来,数据可获得性还不太强。2016年并没有比2015年进展更快。 从创新发展来看,有了综合还有集中创新发展,这个指数来看,总体也是在上升,但是具体的指标,技术交易、研发产出在各个地方占比不太一样。研发支持还是在缩小,整体应该说是很好,因为整个指数在上升。 协调,主要是城乡差距,整体也有一些,城乡差距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有一些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发展。 绿色发展也是这样,大气治理、生态建设,包括京津冀的占比,还是北京发展要比河北、天津要快,比如说绿地面积,北京这些年都八位数的增长,因为人均GDP很高,所以有财力去做大量的,河北最底下的这条线,这些年变化不是太大,但是总体也是在增长。 河北人总说我们主要是开放的程度不够,所以河北的问题是大问题,中美贸易问题,其实进出口额和GDP的比例是一个指标,包括资本开放的程度。国际上开放,还有本身对其他省区的开放。 共享发展指数,总体是上升比较快,共享发展公共服务、教育公平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把三个地方,每个省的单独算,当然整个河北还是作为高质量发展来说还是不错的。 创新投入,北京和河北的创新投入还是很大,北京的人才有很多,在河北吸引的人才力很少。但是创新效率河北还行,投入少,但是实打实的效果还可以。 包括协调发展指数,这是经济及,河北在协调发展方面可能好一些,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差距,相对好一些。 绿色发展也是这样,这三个省。开放开展总体还是下降的,每个省都是在下降。共享发展总体是上升的,但是好象北京,这两年发展非常快,包括就业机会,可以看北京的就业机会非常多,远远比河北、天津要多。 我们通过这样的复杂指标体系,衡量出来的高质量发展再往上走,但是会发现非常难,困难非常多,为什么这么多?它的原因确确实实和他的产业有关,最根本还是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工业化水平差距是非常大的,工业化水平并不是我们说的单纯工业,而是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包括城市化率,三四产业结构占比,所有综合指标起来有一个工业化水平。 最后一个的结果,到2015年中国工业化也是到后期的前半阶段。北京、天津早已经到了后工业化社会,这个概念要分开,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是两个概念,注意这个差距差几十年是远远的不够,几十年的时间。尤其是说由于不同的工业化水平之间,它之间的协同,如果不在体制机制上有重大创新的话,这种产业联动想进展相对确确实实比较慢。 这是我们做的问卷,截止到2016年,这些产业去转移到河北,总体进展情况怎么样?有明显占比的不高,进展缓慢的占比有相当大的比例,没有进展加起来,其实是大于有明显进展的,有些产业还可以,像我们说的钢铁这些产业,可能是我们河北这边的,包括从北京转出来的污染性企业还可以。总体转移还是比较困难的。 为什么?一方面政府要做这个事情,政府做这个事情是需要大量的钱,往往并牺牲效率,作为企业家来说,我把这个钱投到河北、天津、北京,关键取决于我投入的回报,北京远远高于河北和天津,我1块钱的工业增加值需要多少的工业资产投资,那么说河北如果低的回报,京津冀协同半天,包括很多规划,其实是推进起来难度很大,关键还是市场能不能有回报和效率的问题。 这种壁垒必须打破,从文化环境、国际环境、政策体系、基础设施,核心是生产、创新和应用,周围环境劳动力、资本,这个要供应,都要有一些变化,其实我们要打破了这种壁垒之后,才可以单独的一个产业能不能转移过来?如果单独说我这个产业非要给河北,周围生态系统没有成立的华往往是很难做到的,做到了效率也不高,产业生态再造京津冀产业生态系统是非常关键的。 既然很困难,做这个事情非常难,于是中央提了一个做法,就是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有个规划已经出来,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刚才解释了高质量发展,显然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同时也是在这五大理念中做。4月份公布的规划,雄安新区在产业方面,解决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起到了重大作用。 打造了创新的创新高低,而且规划了是五大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 ——新材料产业 ——高端现代服务业 ——绿色现代化农业五大产业 雄安可以搞制造业,可能最终还会落到高端制造业,美国所谓高端产业,大多40个产业都属于高端产业,服务业并不占主导位置。关键是在于你制造业补是不是高端的附加值的制造业,而不是传统的制造业,所以这个情况下,像刚才五大产业,新一代信息产业,包括生物科学、生命只要,这都属于我们说的制造业。 有这个规划我们要做,但是也做这个雄安新区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难题,比方说我们说了,雄安新区高发展端产业和全球创新中心定位如何与北京正在构建“高精尖”经济体系,和北京之间应该怎么协调? 列外在规划里也提了具体的规划,我们知道新工业革命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新技术带来了整个制造业的变化,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你说我现在瞄准了什么问题,其实问题很多。 比如说5G,而且中国在5G发言权很大,美国人说5G中国人有这么大的发言权,美国就想我怎么避开5G的发言权,以后5G的硬件不重要,而美国的软件才重要,由美国还是掌握核心。未来新的产业,不确定性很多。 土地要素也是制约,所以我个人认为雄安的地方应该扩的广大一点,白洋淀和环保产业结合在一起。 我们未来要培养企业家精神: 第一,创新补位,雄安新区产业和科技创新的定位应该要着眼于解决中国产业和科技创新发展目前存在的重大急迫的现实问题。 雄安新区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理应探索解决中国产业遇到的自主创新能力弱、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周期性产能过剩等问题。 从未来发展看,雄安新区要实现更快速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北京的创新要素资源,而是应该利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源来发展。 第二,区域补位:雄安新区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要树立京津冀整体协同发展、并从全球角度形成与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错位竞争的理念。尤其做全球科创中心,雄安也要做,他们之间要形成一个错位竞争概念,如果去比一比看,粤港澳大湾区无论是在GDP、人均GDP都有优势,但是雄安还是不行。雄安还是结合城市需要,长期解决核心技术。 最后还有一个链条,其实雄安之所以做高质量的撬点,撬点是通过雄安传输给整个河北,它作为一种“母工厂”去复制引领整个河北的转型升级,所以这里面提到了新材料的,这种和河北产业配套的新产业很关键。 最后一点要有人才要保障,没有人才保障所有都会落空。 上面是我提的一点研究结果,谢谢大家![详情]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出席并演讲, 演讲题目:《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城市群建设》。[详情]

尹中立:土地制度对住房制度的影响
尹中立:土地制度对住房制度的影响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荣盛发展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院院长尹中立出席并演讲,题目:《中国土地制度对住房制度的影响》。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上半年的工作总结,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的时候也提出了要求,第一个是稳就业,第二个是稳金融,稳房地产价格。现在每隔月新增的以土地为基础的融资大概是在上万亿左右,假如这个价格开始下跌,整个中国的金融运行就会巨大的挑战,所以以稳定为导向的前提之下,土地制度改革应该说前景光明,道路漫长。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尹中立:房价是涨是跌,这是我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今天我试图从土地制度出发,来回答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 在党的十九大会议现场,当习总书记在作十九大报告时,全场只有49个字,但是全场有两次热烈的掌声,关于同一个问题想起两次掌声的只有两次,其中一次就是提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时,全场长时间响起热烈掌声。一方面反映出所有代表对这个问题改革的高度期待,也表明我们这十几年二十几年来解决的非常不好。为什么住房问题制度的改革如此必要?我们首先要回顾一次历史。在提到“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时,现场再次响起掌声。 1987年12月7日,深圳国土局第一次以拍卖的方式拍卖土地使用权。第一批土地的使用期确定为30年。这是中国的宪法和土地管理明确规定。经过香港商人的启蒙,从那个时代开始改变这样的制度,这个制度首先在深圳特区开始试点,试点之后在全国人大进行讨论,然后通过了这样一个制度,有一个插曲,这个制度在通过的时候,他们组织了200余名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递交了反对的提案,认为这项改革是历史的倒退。从全国政协委员的上述可以看出,土地政策的任何一个改革,都事关中国全局的改革。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土地住房问题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朝着目前的这个方向去迈进。 但是八十年代的整个土地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并没有或多突破性的进展。1998年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毅然决然的启动了住房制度改革,当时是以国务院名义颁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简称“23号文件”),23号文件是中国住房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标志。 为什么要改革?内在矛盾,外部冲击,促使住房制度改革的内在矛盾:人口结构。十多年时间是要买房,结婚,那时候中国住房面积只有10平方米,在面临住房矛盾的面前必须要改革,其中是亚洲金融危机,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导致了住房制度的出台,但是23号文件确立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人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 10%的最低收人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 70%的中低收人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20%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 这个制度应该说在1998年到2003年,大大超出了预期,中国的宏观经济从谷底开始回升,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在2003年新旧两届政府开始交接,温家宝总理拿过接力棒,但是在那一年的春天发生了一次突如其来的非典,在非典的冲击之下,新登基的总理心里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知道非典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于是采取了宽松的户籍政策。2003年的6月份,发放的新增加带宽就超过了2002年全年的总额,于是人民银行就开始在非典疫情控制之后,在6月份出台了121号文件,当时中央也出台了一个18号文件,这是在党中央的文件当中有这样的提法。 第二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要调整住房结构,因为1998年的住房结构是保留了大量的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但是在2003年开始调整住房结构,在有些中心城市,在2003年6月份之后,完全取消了保障性住房的规定。2003年之后,中国的第一轮房价上涨是从上海开始的。 为了落实18号文件,在2003年之后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有一个重要的文件,是2004年8·31大限,当年三月,由国土资源部等出台《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规定所有经营性的土地一律都要公开竞价出让(即土地招、拍、挂政策)。 其次是废除跨行政区的占补平衡制度,在所有制度当中,中华民族土地管理办法,它的使用全不能够转让。由地方政府获得合法的身份,为开发商,形成财政收入。 请大家看这张图,这三个制度落地之后,对中国的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形成了长远的影响。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每年的房地产价格涨幅,2004年是分水岭,2004年年度涨幅都是有限的,2004年以后涨幅非常突出。土地在不断供应减少,所以完成的面积也相应的减少,供应减少了价格就上涨了。 我们把三个直辖市的房屋价格进行比较,也可以作证,房价的上涨原因就是土地供应减少了,比如说北京、上海和重庆,前两条线是北京和上海的,两条线应该说交错上升,比翼双飞。下面那条是重庆,为什么三个都是直辖市,人口都是两千万以上,它的价格波动有如此大的差别? 请看以下土地的租让,上面那条先是土地出让面积,2004年以后重庆大幅度增加。而北京和上海都在不断减少。北京和上海是全国的缩影,重庆突出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市长,每年按照他的节奏去供应他的土地,按照他的办法把城乡土地形成了交易的市场制度,所以重庆的做法有别于其他全国城市,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实验,所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当然这个市长退休以后,重庆房价暴涨。控制房价的不是没有办法,其实是有办法的,重庆房价暴涨是2017年后导致的。 我们再看看,当一系列的制度完成之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十九大确立住房制度变革新的方向,调整住房制度是新时代的要求,中国住房的发展已经有高度的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不同城市之间他的住房供应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有些城市供大于求的状况。必须要改变我们的制度,它的核心就是要改变土地制度,其实前面的黄书记还有更多的专家都已经提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制度那个文件已经写的非常完整,但是过去的几年,这个土地制度的落实应该说难度很大,除了前面的财政难题之外,更难得问题是金融问题。 今年的7月31号,政治局会议,对上半年的工作总结,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的时候也提出了要求,第一个是稳就业,第二个是稳金融,稳房地产价格。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现在每隔月新增的以土地为基础的融资大概是在上万亿左右,假如这个价格开始下跌,整个中国的金融运行就会巨大的挑战,所以以稳定为导向的前提之下,土地制度改革应该说前景光明,道路漫长。 因为时间关系,谢谢大家![详情]

党国英:城乡土地规划管理体制改革产生长期发展红利
党国英:城乡土地规划管理体制改革产生长期发展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出席并演讲,题目:《土地规划管理体制——一个被严重忽视的改革领域》。 党国英认为,如果土地规划管理体制不懂,产权改革是要打折扣的。不论所有权的名称叫什么,私有制、公有制,如果政府行为非常强大,可能所有制的意义不是太大。英国大概80%多的土地是国王所有,但实际上我们谁都想不起土地是国王的,美国是土地私有制,专门研究美国统一规划的学者却发现,每个地区土地规划管理是不一样的。 总的来看,传统资本主义已经注意到一些明确的伤害,后来就有一些环境问题。国家通过对土地使用干预都会把它当成影响平等的参数。“通过这样的干预,是有价值准则的。”而且往往出台很多干预手段,最后都做不到。 目前中国是使用管得多,而且比较集中的土地管理政策。 中国选择这样的土地管理体制有一个重大的官方的理由。就是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很多人觉得非常对。但实际上,中国人口密度比欧洲一些国家要低,不要老说人多地少,你再高高不过日本。 还有一个是政府不管的话,就会糟蹋、就会浪费,这个理由好多学者动不动不经意之间就讲这个观念,党国英认为,不经意之间就讲这个话,就讲洛杉矶因为洛杉矶郊区的扩张,没有规划,形成了居民区密度很低,结果恰恰相反,比纽约的密度人口还要高。 高房价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抑制消费,党国英称,“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总需求问题,那么我们的居民他们的消费模式很不一样,我们住的楼房是抑制消费。” 还有带来了居住贫困的问题,目前中国和发达国家比实在是太差,在市中心的住房数据,就是发达国家土地的人口密度比我们高的国家,老百姓住的舒服,住的宽敞,住的空间大,而我们城市居民的居住贫困这个问题我们熟视无睹。我们以为我们很幸福,当然比50年前要幸福,但是50年前是什么国家? 党国英称,我们现在之所以居住的房价高,是因为我们公共部门占了大量土地,不是城市比例不够。[详情]

张红宇: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维护农户基本权利
张红宇: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维护农户基本权利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张红宇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中国农地制度的绩效分析》。 谈到农村土地所有制,张红宇认为,中国农民土地如果是国有的话,保护耕地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是私有的话就意味着土地买卖会随时发生,大量发生,而农村土地私人所有,这个安排对保护权益,特别是避免大量的买卖起到了遏制作用,所以就是有个底线;就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第二要在这个过程中维护承包农户的基本权利。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红宇: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第三届野三坡经济论坛。听了众多专家的发言很有启发,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坦率的说,相对于宅基地问题,相对于我们的建设问题,我以为我们应该把目光盯住农村,我一直以为在承包地上我们的探索是成功的,所以今天下午我很愿意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报告一下四十年我们农村制度,特别是承包制流传方面的情况。 改革发放40年来,土地制度创新一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线。 到1978年我们开始探索, 改革开放之初,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户家庭,实行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 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制度创新。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原始动因都是农村土地政策的变革。 到了新时代,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这项变迁又有了新的动力,把承包权和经营权再次进行分离,就构成了当前的三权分置。顺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趋势和农户保留承包权、流转经营权的需要,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重大制度创新。 一、中国农地制度的创新特点 中国是富有创新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并表现出显著的制度特征。 第一渐进性,这种变迁我以为从渐进性的角度来讲,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公有制,如果你把经营权流转出去,我们的制度又有了新新的特色,叫共有共享,这三个阶段,三个大的特征推动了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 第二大特点表现在“灵活性”。如果说两权分离还有特定性,那么三权分置,特别是今天流转的情况下,我们有了两种不同的表述。在不流转的情况下,相对完整的使用收益抵押担保退出,如果在流转的情况下,经营权可以出租、转包、互换、入股、退出。 第三包容性。两权分离,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依户籍决定的社区成员身份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得,因而权利有专属性、特定性和排他性。而在土地流转情况下它是开放性、社会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所以是非常灵活、非常包容。 因为土地制度的不断变迁,所以产生了新的经营举动,并不是由原来的,初次我们还产生出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合作 社、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新型农业经营组织。这些经营组织的产生背景完全是由于我们的土地经营权可以流转,所以有同向性。 最后还有一个规范性。通过我们土地制度在不断探索之中,但是我们还是有底线,这个底线从所有权这个角度来讲,一定是倾其所有。我们到底是国有、私有,还是倾其所有,哪个制度最佳,我个人不是官方,完全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以为中国农民土地如果是国有的话,保护耕地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是私有的话就意味着土地买卖会随时发生,大量发生,而农村土地私人所有,这个安排对保护权益,特别是避免大量的买卖起到了遏制作用,所以就是有个底线,就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第二要维护承包农户的基本权利,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我们土地变革的五大变革。 二、中国农地制度的绩效分析。 我个人以为是充满中国智慧的,这种绩效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制度绩效。 第一从从公平到效率。 两权分离适应农业生产力不发达的传统农业阶段,采取以家 庭为单位,按人平均分配,远近、肥瘦搭配土地资源的做法是相对公平的原则。 所以中国土地本来非常稀缺、非常狭小,就显得我们土地从地块的角度来讲就特别的完善。 土地“三权分置”则顺应现代化农业要求,着眼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满足了从公平到效率的制度设计。农村土地承包的确权登记班子,大大的减少了我们每个农夫拥有的土地数量,相对集中,效率也得到极大的提高。原来一个农夫十亩地、八亩地,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原来十亩地,现在100亩地,即便是种粮食也有。 第二,从封闭到开放。 土地经营权是可以流转的,新的主体,地域限制也罢,在新的制度安排下都得到很好的克服。如果我们过去的农地项目是农地农用,我们的土地政策是农地农用社会全用。什么意思,原来农地农用,必须是当地的农民,现在农地农用这个原则丝毫不能破坏,但是谁来经营新的土地,也可以完全是别的区域来的,都可以经营。提升它的劳动生产效率,土地产出效率。 第三,从弱势到强势。 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要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发展上做文章。土地经营权流转 ——土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刚才已经报告了,我们的新型农业主体现在已经占到了37%,绝对数量达到了5.12亿,可以流转产生了规模效益。所以结构调整比较有优势,通过资源集约实现绿色发展 最后,中国的土地制度探索永远在路上,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非常富有创新的道路,但是探索有没有止境,所以我们在大国小农的背景下,创设出符合国情的,我们需要探索。事实上各个国家农村土地发展到今天,要借鉴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经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第二强化模式总结。 比如四川崇州,农业共营制。实际这种土地制度安排既提高了效率,也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益。又比如在湖北沙洋,在承保政策,把一个家庭五块地六块地集中到一块,是扩大农耕土地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安徽、河北农业产业联合体,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农村土地探索无止境还需要强化顶层设计,也需要研究重大问题。比如现在大量农民工进城了,我们要长久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还有这么一块地,这块地我们能不能通过有效的方式和经济的手段退出这块土地,而内部的经济就有坚实的可能性,包括土地的继承问题,这些都有很多需要探索空间,所以加强顶层设计从实际出发,沿着中国土地改革的方向,我以为是需要在座的各位付出努力的。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详情]

黄小虎:农村土改是一个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
黄小虎:农村土改是一个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土地学会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研究院原书记黄小虎出席并演讲,题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40 年历程回顾》。 其表示政府经营土地多年,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债务,且将进入偿债高峰期,防控其中孕藏的金融风险,已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黄小虎认为,在金融风险尚未根本化解情况下,匆匆推出“所有者与管理者分开”,反而可能引爆风险,导致金融、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动乱。 黄小虎认为,下一步改革,政府不宜以利益相关方身份参与初次分配,应该以管理者身份,通过税收参与再分配。更为根本的措施恐怕还是要在时机成熟时,把“所有者与管理者分开”,政府专注于监督、管理、服务、调节。 回顾了40年改革历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政府职能转变、机构调整的问题,是一个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是一个牵动全局性改革的问题。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小虎:我主要讲一讲农村用地,上午的发言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们重点讲我们统一市场还没有形成,弊端,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谈这个问题有一个角度,我想就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城乡分割的状态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问题出在哪儿、下一步会怎么走,谈点看法。 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突破,以此为发端而展开的。联产承包的本质,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前提下,对农村土地使用制度进行改革。经过四十年的实践、探索,对农用地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全社会上上下下基本形成共识。当然,对具体的路径怎么走,也还存在分歧。 有人说,农村改革只进行了一半。我认为,从土地制度改革的角度思考,这话有道理。因为除了农用地,农村集体和农民还有不少非农业用地,包括各类企业用地、公益事业用地、宅基地等等。从理论上概括,他们都属于集体建设用地。这些土地与农地一样,都是农民的财产。应该怎么用,怎么管呢?实践中经历了较大的曲折。 改革开放后大约有十几年时间,总的政策取向是鼓励农民利用这些土地走向市场,发展非农产业。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又对中国的城市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不仅催生了大量小城镇,还培育了一些大、中城市,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珠三角”那些城市。例如东莞,改革开放前东莞是个5平方公里的小县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产业不断集聚,现在已是600平方公里、84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了。东莞的建成区范围内有70%的土地,至今仍然属于集体所有,可以说这是一个在集体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大城市。 我国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不允许买卖,但是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是符合宪法精神的。本来,可以说已经初步形成了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局面,按这样路子走下去,我们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探索出一条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路子,那样的话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比较完整了。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要经历曲折。1998年修订、1999年实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第43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第63条)。这二条规定意味着,农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凭借自己的土地财产权利,自主地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了。 这二条规定还意味着,此后的城市化进程,不再是政府在台前幕后积极引导,从这两条规定出来政府就站在台上大包大揽,可以说历史的发展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这个弯也不是什么人的随意选择,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一种理性的选择。 因为从80年代后期开始,土地管理部门推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但进展并不顺利。直到90年代后期,历经10年,也没有在全国全面确立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1998年国家机构改革,成立国土资源部,土地管理升格了,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在这个期间还发生了不少事情,例如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财力紧张,与事权不匹配;中央提出城市化发展战略;国企改革需要土地管理的配合以及乡镇企业改制、重组,等等。再加上干部的选拔任用始终是以GDP为主要标准,各种因素叠加,在1998年修改土地管理法时,有关决策层的主要关注点,一是加强土地管理的权威性,推动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全面确立;二是为地方政府增加资金来源,落实城镇化发展战略。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改革开放以后,各方面发展大量占用耕地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给土地管理的压力很大。而且除了行政手段以外,没有找到什么更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担心放开集体土地入市,耕地保护更加困难。我们看当年的立法修改讨论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么考虑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土地管理法做这样的修改,也是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的现实之选。 问题是新法实施以后,全面确立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目标,很快就实现了。地方政府也很快学会了靠征地、卖地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形成所谓土地财政。进而也很快学会了用土地去抵押融资,形成所谓土地金融,并以土地金融为主体,累积起大量的地方债。有钱好办事,十几年间,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旧城改造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如果我们肯定中国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那么就应该肯定,我们现行土地制度和新土地管理法的实施功不可没。 但是凡事都是有利必有弊,初期往往利大于弊,随着矛盾的运动,会逐渐演化为弊大于利。现行土地制度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既是管理者,又承担了经营国有土地的职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样一个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1998年土地管理法进一步把他强化和放大了:政府利用“裁判员”身份,把集体土地也变成自己的“运动场”。结果,政府随意圈占农村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系列弊端日益突显。 有四个方面,我想简要介绍一下。首先是耕地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不可能实现。因为政府资金要靠占地卖地才能维持,这个制度就不是保护耕地资源的设计。 第二,恶化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特别是与农民的关系。我们站在农民和农村的角度,通往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有三条:1.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转型,就像东莞那样。2.进城打工;3.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前2条路是主动参与城市化进程之路,也就是农民主动参与城市化进程。第3条则是“被城市化”之路。过去,这3条路都可以通行。东莞等地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区位比较好的地方特别是在城郊结合部,第1条路可以依托既有的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是一条比较顺畅的道路。但是新土地管理法修改以后却把这条路堵死了,三“车道”变为二“车道”,“交通”自然拥堵。剩下的2个“车道”又都不太顺畅,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因而日益凸显、激化。 城市居民也受到伤害了,这个我不展开。 第三,透支未来,孕育着政府信用危机和财政、金融风险。 比如说前面我讲到的地方债,绝大多数的是属于土地金融,甚至有的下几界政府都不一定能偿还。政府出让土地,用地者(企业或个人)要透支未来收益,才能购买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就是说,政府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每一笔收入,都有若干企业或个人的负债与之相对应。因此,政府用卖地收入搞建设,本质上是全社会“寅吃卯粮”,加大了用地企业的市场风险,降低了用地个人的生活水平。 土地金融,则是政府直接负债经营,用未来收益逐步偿还,本质上也是“寅吃卯粮”。目前土地金融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土地财政,所谓“地方债”,绝大多数属于土地金融。有的一届政府的负债,下届甚至下几届政府都不一定能够偿还。许多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严重不足,于是靠借新债偿旧债来拖延。政府债务高企,带动了居民债务和企业债务不断升高,社会债务总额(不含金融企业债务)已为GDP的250%,孕育了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采取断然措施禁止地方随意抵押融资,并对已有债务进行置换。但风险并未根除,以至于十九大把防控风险,列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第四,导致政府行为扭曲、失控。政府经营土地,为腐败分子提供了较大的寻租空间。政府经营土地制度,使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发生错位,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中央政府手里是没有底的,省级政府手里也是没有地的,地都在市县,所以就造成了管理发生了矛盾。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地方搞了那么多的大广场,政府豪华的办公楼等等这些设施,他用的不是上级拨款,而是用的土地融资。在过去的体制之下,各级机关都对此失控,基本上成为了管理盲点,这个问题在十八大之后进行了解决。 以上矛盾和弊端的发展、显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土地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热点,各界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媒体和有关方面的讨论、建议,主要集中在征地制度、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土地财政、土地金融与地方债、地价与房价,等等。 这些问题,也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至少从本世纪初开始,几乎年年都有中央文件或国务院文件,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办法等要求。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也按中央精神开展相关改革试点,有的省甚至制定、颁布了全省范围内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管理办法。特别是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后各地更加广泛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探索、试验,取得不少成果。然而,改革的决定性突破,必须是由国家修改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可惜,这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长期困扰人们的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终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破解。与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全面改革的决定,在继承各个领域以往改革成果基础上,提出了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顶层设计。既高度重视各领域的突出现象、问题,更注重探究产生问题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原因,及各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既治标又治本的解决办法。 这里面我就不展开了,特别提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第十四专题“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第51条提出,“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总书记在全会上专门对此做了说明,概括为“所有者与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来管”。这是国家治理思路的极其重大的调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性举措。这项改革一旦实施,意味着国有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将由专门的机构来行使,在政府的统一监管下,负责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并承担一定的宏观调控职能;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则专注于,空间用途管制和相关的市场监管,不再承担经营土地等自然资源资产的职能了。这个问题要解决了我们探讨的统一市场,都不存在问题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决定》的部署,总书记亲自挂帅,迅速推出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超出许多人预期。与土地制度关系比较密切的财税制度、户籍制度、投融资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都相继推出。农村“三块地”改革的新一轮试点,也随即展开,并且授权试点地方可以突破现行法律。后来,又提出并试点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继而又提出政府不再垄断住房供地等等,这都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具体体现。 然而,我们依靠原有的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不可能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因此,必须对政府机构和职能进行重大改革。这个任务就落到十九大以后了,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机构改革的方案,十三届全国人大按中央要求,对政府机构及职能做了重大调整、改组。目前,这项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一旦改组完成、到位,必将为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各项改革任务,提供重要的组织、制度保证。 自然资源部的组建表明,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件事由一个部门来管”的改革任务,已经得到落实。多头规划、多头调查、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已经成为历史,国家对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的统一、有序、高效管理已是指日可待。当然,后续工作还很繁重,这个我就不在这儿说了。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总书记提出的“所有者与管理者分开”的改革设想,在这一次机构改革中并未实施。对此该如何认识,是当初的设想错误?还是推出这项改革的时机尚不成熟?我个人的看法是当属后者。如果当时错误了,当时提出这个机制不对,那肯定要有个交代。 前已述及,政府经营土地多年,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债务,且将进入偿债高峰期,防控其中孕藏的金融风险,已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金融风险尚未根本化解情况下,匆匆推出“所有者与管理者分开”,反而可能引爆风险,导致金融、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动乱。因此中央慎之又慎,暂不急于实施这项改革。 但是出台的一些措施,如严禁地方政府用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资产抵押融资,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提出不再垄断住房用地供应等,实际上是对政府经营土地的经营范围、经营边界、经营利益施加严格限制。再加上“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以后,空间用途管制落实到位,也可以在很大限度上减轻政府从事经营活动的弊端。这件事儿还在进行当中。 但这毕竟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只要政府能从经营土地获利,其弊端就难以根本杜绝。例如,现在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以后,我们的普遍做法是政府以收取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方式参与分配,是各试点地方的普遍做法。这样做有没有道理?有,有助于集体和农民形成利益共享观念。但从长远看,这个方法欠妥。我担心普遍放开以后,会出现一些地方政府与农村干部串通一气,倒买倒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现象。 为避免产生这类问题,政府不宜以利益相关方身份参与初次分配,因为土地不是你的,你为什么要参与初次分配?你还是应该以管理者身份,通过税收参与再分配。更为根本的措施恐怕还是要在时机成熟时,把“所有者与管理者分开”,政府专注于监督、管理、服务、调节。我们的统一市场为什么形成不了?根子还在我们的政府行为,政府行为跟我们的设计是有重大关系。 以上我们回顾了40年改革历程,不难看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政府职能转变、机构调整的问题,是一个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是一个牵动全局性改革的问题。 40年历程也充分证明,改革解决了原有的矛盾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解决新问题依然要靠深化改革。正如总书记所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正未有穷期,同志仍需努力!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马克·德金:旅游业是城市化进程最大的贡献者
马克·德金:旅游业是城市化进程最大的贡献者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克·德金(Mark Durki)出席并演讲,题目为:《英国的城市化道路》。 以下为演讲实录: 马克·德金: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所演讲的内容是关于旅游业对城市化进展的影响。中国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和具有竞争力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吸引外国的投资,和最热门的公司以及最优质的人才。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原因取决于社会、市场的结果,我今天的演讲也将结合这个理论。我所演讲的地理位置是北爱尔兰,我将结合旅游、人才和发展方面来讲。整体的结构,是我将通过解释城市化以及旅游业的合作对城市化的影响,以及人才在旅游业中的影响。 到2050年预计有超过70%的实际人口生长在城市环境中。我们现在将关心旅游业对经济的影响,旅游业的意义被定义为人们离开生活区域去往另外的区域最少一年,主要目的是访问和休闲。而旅游业对经济的具体影响是增加就业、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的数据表明,城市化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对城市化成为最大的贡献者,全球有12%的生产总值是由旅游业而产生。 当我们思考城市化中心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时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城市的整体形象和吸引力,而第二方面是城市是否有能力提供优质的服务。而这两点中,商业合作和人才合作都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优质的技能人才的使用,可以直接影响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在目前的旅游和酒店行业,优秀技能人才被视为对员工非常薄弱的关注,旅游业和酒店业也被视为非技能性的产业。英国的旅游业一直是支撑英国重要产业,英国旅游业面临重要的挑战,就是脱欧,对经济发展非常不利,脱欧对于北爱尔兰来讲也是接受这一挑战的重要原因。北爱尔兰之所以它的独特之处,虽然它隶属于英国的一部分,但是地理位置上却与爱尔兰这个国家接壤。 由于爱尔兰共和国隶属于欧盟,所以北爱尔兰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跟欧盟国家接壤的地区。北爱尔兰地区是乡村化非常大的地区,它也是乡村化经济为主导的地区,有80%的土地是乡村土地,而40%的人口居中在两大城市。之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发展非常成功,我们总结中小企业在所有企业中,合作是创造整个创造的发展核心。 而目前北爱尔兰的旅游,却面临重大的人才流失,北爱尔兰可以为他们提供1600多个工作,但是脱欧之后北爱尔兰的人才都离开,去到欧盟的其他国家。北爱尔兰的政府和高校都为他们提供理论知识和指导,以减少脱欧带来的不稳定性。 在我看来总结我以上的发言,我们应该关注城市化,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它大部分是通过旅游业来带动合作,而旅游业的动用和合作,取决于对于人才的动用和合作。 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论坛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详情]

尼克希奇市副市长:欢迎来尼克希奇市投资
尼克希奇市副市长:欢迎来尼克希奇市投资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黑山共和国尼克希奇市政府副市长Marko Radojevic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Marko Radojevic:黑山共和国是处在巴尔半半岛地区的非常有自然风光和浓郁的社会文化和遗产的国家,它坐落在亚得里亚海岸,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你可以看到美丽的海滩和河流,还有非常有特色的峡谷和美丽的高山。 市政府处在黑山共和国的中心地区,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是有最多居民的市区,距离亚得里亚海有30公里,所以它是一个集南部海岸和北部山区融合的交汇点。 尼克希奇有非常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包括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农业用地以及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这也使得它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地区。这里拥有非常丰富的砂石,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探索的地区。尼克希奇被认为是有丰富的领土化,包括石灰石和大理石,导致这里有丰富的生物多样化和受保护的地理形态。 尼克希奇总共的农业用地大约有10万英亩,包括牧业、果林、葡萄园,自然的因素导致这里非常适合种植农业,包括小麦、大麦农作物、马铃薯、青椒和萝卜,所有这些不仅使尼克希奇成为农业发达的地区,还是吸收未来投资的地区,黑山的啤酒举世闻名,但是也有很大的资源等待去开发,其次我们还有非常优质的牛业饲养和养蜂业,我们还有大量的森林资源,这代表我们有非常成熟的木制品的生产,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产业。 尼克希奇经济的发展也得益于它的自然资源,它也是黑山唯一的一个能源公司,具备从生产到运输、配送和所有流程,冶金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有非常大的钢铁厂,铝矿产业在1948年建立,也成为我们的支柱产业,包括生产和打通隧道以及建造普通的道路,在尼克希奇有非常多有知名度的生产厂家,他们在食物生产、啤酒生产领域都发展的非常优秀,我们的生产有肉类、奶制品等,还有很多其它的领域。 尼克希奇很吸引人注意的是它的自然资源,我们有非常好的交通运输,还有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所以也使得尼克希奇成为旅游胜地,所以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到尼克希奇来投资,所以它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我们有很多酒店汽车旅馆、周末度假村,因为它有自然资源,在塞尔维亚湖是最大的游泳区域,它在黑山脚下有清洁的水、还有很多水上运动,这在夏季吸引了很多学生组织活动,包括航海、水球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旅游胜地,很多市民都会在这里去进行体育运动和娱乐,包括他们会在这里打网球、游泳,我们有非常多的足球运动,同样这个山也是有非常多的独特的植物物种,我们偶大概超过14个独特物种,也是存在在半岛区域。我们有旗形的道路,这座山脉5740米,在它的山顶上也建立了非常成熟的汽车旅馆,也使得在这个山顶上可以欣赏到整个美景,这个山被保护起来,也是我们的自然保护区域。 最后我感谢受邀来参加此次大会,谢谢![详情]

李瑞霞: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李瑞霞: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李瑞霞出席并演讲,题目:《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瑞霞: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很荣幸能有机会向大家介绍新乡市的制度改革。今天我向大家汇报的这个题目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袁司长已经把“放管服”改革讲的很透彻、很全面,我就从新乡市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这个小切口来介绍新乡市如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先介绍一下新乡市,新乡市位于河南省的中部,紧邻郑州,在黄河北岸,2017年经济总量2385亿元,位居河南省第六位。新乡市辖四区八县,解放初期是平原省省会。新乡的工业基础良好,又是农业产粮大市。延津的小麦是中国地理标志,特供茅台酒厂使用。原阳大米也是中国驰名地理标志。我们是中西部地区高等院校最多的省辖市,有9所高等院校,22万大学生。新乡的文化底蕴很深,有1400年的历史。原阳县出了16个宰相。我们国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是4260年,但是,在新乡决定历史更迭的历史事件有2160年,如商朝灭夏朝的鸣条之战、周朝灭商朝的牧野大战发生在新乡。官渡之战主战场在新乡,赵匡胤陈桥兵变也在新乡,这总共是2160年,逐鹿中原就缘于此。欢迎大家到新乡去看看。 下面我介绍新乡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情况。“放管服”改革是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五年来,新乡市通过放管服改革,激发了市场和社会的创造力,实现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放管服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服务人民群众的便民之道和预防腐败发生的良策。有一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新乡市的市场主体数量在2013年之前一直是徘徊在13万,但是,从2013年到2018年8月,我们是从138000家增长到249000家,企业注册资金从1535亿增长到4239亿,市场的规模和资金都有质的飞跃,企业活跃度也大大提高。 新乡市的放管服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从2014年3月商事制度改革破题,2014年3月开始放宽政策,全面放宽各类市场准入条件。先是们放开了注册资本的限制,实行了认缴制。第二是放开了经营场所的设立条件,允许居民的住宅登记为企业场所或个人经营场所,为市场主体创业兴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第三是监管方面取消了年检制,推行了年报制度。 第二阶段是2015到2016年,实行了减政便民、工商登记负面清单制度和先照后证的改革。 第三阶段是2017年全面实行了三十五证合一改革和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由省工商部门开发专项软件,在全省推广使用,省市县及各部门互联互通。 第四阶段是2018年,我们围绕审批服务便民化实行改革,在省市县实行一网通办下,将审批事项编制目录,建立了三级十同制度,实现一网通办,让群众只需跑一遍,甚至不见面就可以把事办成。从原来的办事跑好多次到现在”不见面,一趟也不跑”,营商环境得到了全面优化,服务质量和效益有了质的飞跃。 在放管服改革方面,我们遵照依法、便民、利企的原则,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第一是放,我们通过创新、放权、优化政府服务环境,放出活力和动力。 第一,深化改革促创新。新乡是中国制造2025示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我们以此为平台,成立了领导小组,完善了政策体系,创新了体制机制,研究出台了“新乡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十二项制度”等政策,对企业开办时间规定为2.5个工作日,工程项目审批全流程时间均压缩一半。 我们以减字当头,向市场放权,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通过一系列改革,政策引导,人才、资金、产业、平台各类要素集聚,围绕着服务我市电子信息、文旅康养等六大专项,优化营商环境。 第二,简政放权,协同推进政务服务,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我们一次性取消各类证明事项169项,经过2013年以来的六轮调整,行政审批事项从原来的412压缩到现在的110项,精简了75%。 第三,优化政务服务,推行互联网+政务。通过项目联审联批,实现行政审批再造,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目前,新乡市县两级全部实现了网上办理。2017年10月30日在全市开始推行全程电子化,实现了业务范围、市场主体全覆盖。到2018年8月31日,全市共办理电子化业务3.3万件,网上办理量占业务总量的63.2%,位居全省第一。 2018年7月16日,河南省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现场会在新乡召开,全省的18个省辖市齐聚新乡,戴柏华副省长对新乡市全力推进企业全程登记电子化改革予以了高度肯定。省工商局马林青局长要求全省工商部门,推广新乡做法,以改革高质量推进经济发展高质量。7月17日国家监管总局陈叔弘副局长莅临新乡调研时说,新乡的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是一场新的模式呼之欲出,旧的模式即将退去的变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二个方面是管。通过透明监管、公正监管、综合监管和信用监管,管出公平与秩序。管是放的前提,管的好管的到位,才能放的开;减的多才能放的活,这就要求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要求我们必须由转变传统的监管理念和方式,由直接监管转向以信息为手段的监管,由单一部门的监管转向多部门联合监管。 第一,推进透明监管,实行企业年报制度。我们通过广泛宣传,积极组织广大企业开展年报公示,接受社会监管,全市企业年报率达到了96.98%,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年报率达到了97.35%。 第二,加强公正监管,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对省工商局2018年统一抽取的2896户市场主体进行抽检检查。 第三,推行综合监管,实行跨部门联合监管,结合机构改革在市场监管,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农业等五个领域,开展综合执法体系改革,监管标准互联互通,降低执法成本。 第四,实行信用监管,建立联合惩戒机制。 第三是服,服出便利与品质。坚持便民利企的原则,聚焦影响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堵点、痛点,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服务企业和群众的事项办理好,让群众成为改革的监督者、推动者、受益者。 第一,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和一次办”。 第二,推行审批服务标准化。 第三,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政务服务的一网通办。 第四,坚持便民利企原则,全面推进证照分离、多证合一的全程电子化。 目前我们正在向省和国家申报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改革试点,充分利用电子化、网络化的优势,以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改革,着力破解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突出问题,努力实现企业一网通办,零见面,一趟也不跑,便利群众办事面,最大程度的便民利企,打造新乡市一流的营商环境,谢谢大家![详情]

广元市市长:构建有序市场环境 切实降低企业税费
广元市市长:构建有序市场环境 切实降低企业税费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四川省广元市市长邹自景出席并演讲,题目:《不断优化“四个环境” 提升城市发展竞争力》。 其表示广元市全力构建有序市场环境,增强要素保障能力,运用政策杠杆降成本,综合运用上级税费政策、涉企收费清单、电力体制改革等有效举措,切实降低企业税费成本。去年全市降低实体经济20亿元,搭建合作平台融资,为企业减少融资成本2.1亿元,达成贷款意向金额60亿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160亿元、授信280亿元。为企业减少融资成本2.1亿元。 以下为演讲实录: 邹自景: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来到美丽的野三坡,和大家探讨如何优化中国的营商环境。 广元地处四川省北部、秦巴山南麓、嘉陵江上游,毗邻陕西、甘肃两省,总人口310万,市域面积1.63万平方公里,素有“川北门户、蜀道咽喉”之称。 广元区位独特,交通便捷,出于成都、西安,成渝经济区与关天经济区的总节点,光源资源丰富,是四川重要的能源基地,也是四川唯一一个温泉之乡。有世界级旅游资源2处、国家级旅游资源和品牌81处,已建成剑门蜀道剑门关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19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全市95.24%的耕地经过无公害认证,而且富含硒、锌等微量元素,是四川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优势区域,目前全市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34个,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创建试点单位。 目前我们正在加快政策,全国有机产品示范市、中国最干净的城市。同时广元属于秦巴山连片贫困地区和川陕革命老区,是全国少有的整体连片贫困地区和四川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全市7个县区中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4个省定贫困县,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 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五年来累计取消、下放、委托下放审批服务事项242项,行政许可减少103项。在四川率先发布“马上办”“最多跑一次”清单,规范入驻市政务服务中心1140项事项的申报、审批、流程、时限等并予以公开,办理提速89.57%。 全面推行“三十三证合一”,简化企业开办和注销程序,企业设立登记时限由过去的15个工作日压减至3个工作日以内,目前全市市场主体已经以2014年增加到80%多。 积极推动企业纳税便利化,将192个涉税事项全部前移至窗口,91个事项“全程网上办”,23个事项“24小时自助办”严格执行行政审批清单、企业市场准入、编制行政顺皮条件清单,部门信息共享清单。审批前置要件和政府材料减少50%以上,开辟绿色通道服务投资项目,审批提速若干措施。由240个工作日,压缩到120个工作日。组建项目社会储备,项目策划储备中心、财政审批中心、图审中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联合审批中心、项目推进中心。33名市级领导联系重大项目88个,协调解决49个项目130个推进难题。 我们全力构建有序市场环境,增强要素保障能力,运用政策杠杆降成本,综合运用上级税费政策、涉企收费清单、电力体制改革等有效举措,切实降低企业税费成本。去年全市降低实体经济20亿元,搭建合作平台融资,为企业减少融资成本2.1亿元,达成贷款意向金额60亿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160亿元、授信280亿元。为企业减少融资成本2.1亿元。 落实“直供”优惠保能源积极争取扩大“直购电”范围推进具备条件的天然气大用户由“转供”改“直供”。今年1—7月直购电量8.74亿千瓦时,为30家工业企业降低用电成本1.89亿;预计全年可完成直购电电量22亿千瓦时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约5亿元。 大幅度压缩水电气报表报装办的时间,高压单电源用户用电、高压双电源用户用电报装办理时限分别压缩5—30个工作日 广元县实现了线线通高速,现在仅次于程度的第二大。 大力推动铁路运价,降低企业运输成本,建成公路行保税仓库,在积极建设公平法治环境维护良好经营秩序 探索建立“一支队伍管执法”模式,完善防范预警与打击惩处一体的监管执法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和处罚裁量权,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全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双随机”联合监管执法市场主体检查频次减少80%以上。 2017年,全市立案查处专利违法案件200余起,破获侵犯企业和项目投资的典型案件152起。 政治“三大领域”规范公职人员行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问题专项整治,招投标,作风纪律深化年。去年全市立案查处党员干部插手项目招投标、借项目审批验收之机收受好处等案件75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人。马上办”提速、“项目年”提效、“中梗阻”破解、“潜规则”破除专项行动,全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编制“一张目录”落实招商优惠政策,清理排查2014至2017年投资额1000万元以上的463个招商引资项目优惠政策兑现、协议事项落实情况,76个未全部兑现落实优惠政策的项目。 我们不断完善全面加强诚信社会建设,建设“一网、四库、一平台、N系统”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形成惠商安商氛围,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事事都是投资环境,企业家是城市英雄,全力维护良好生态环境,我们始终坚持绿树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改善提升城乡环境面貌,营造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2017年全市森林覆盖率56.18%,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94.8%,主要河流水质全部达到Ⅱ类以上标准,其中白龙江水质达到Ⅰ类标准 广元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律师发展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城市,同时也是全国三十个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当前我们正处在决战决胜整体连片贫困到同步全面小康跨越的关键阶段,正在按照省委的要求,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和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始终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心,不断增强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必须对标最高标准,提升制度环境软实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低。我们将以神话放管服为抓手,16个方面,200条具体的配套措施,把该放得更彻底,把该管的管的更高效,为广源提供更好的服务。 最后祝我们这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张思平:深圳几乎没招过商 是公平的市场造就了辉煌
张思平:深圳几乎没招过商 是公平的市场造就了辉煌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出席并演讲,题目为《改革政府配置资源方式,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其表示城市竞争力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光靠领导的重视,光靠打扫卫生、绿化生态,这个城市的竞争力、这个营商环境是不可以的。“深圳的市长几乎从来没有招商过,但是企业生产要素大量的拥挤在深圳,深圳的公平竞争的环境成就了城市的辉煌和巨大成就。” 怎么样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呢?张思平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企和民企的关系,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思平:谢谢马市长,谢谢韦教授,也感谢刚才做演讲的袁司长。 我认为,不管是提升城市竞争力,还是改善营商环境,从目前我国城市发展的阶段来看,最重要的是城市能够给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提升城市竞争力,改善营商环境,不仅仅是靠领导的重视,靠环境的整治,靠审批效率的提高,这些虽然都是重要的,但不是根本的,是不可持续的。深圳这些年来几乎没有在国内外招过商,但是大量的生产要素依靠市场的力量聚集在深圳,是深圳的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造就了深圳的辉煌和巨大成就。 怎么样才能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对此中央高度重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国务院也多次提出,要简政放权,要割政府身上的肉,党中央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经过几年的发展,应当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是否做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了呢?我认为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借此机会,就改革政府配置资源方式,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讲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七种资源,四个判断,五项改革。 第一个是政府手中掌握着的对企业经营有重要影响的七种资源。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掌握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资源,国有企业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配置各种资源,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在这种体制下国企本质上成为政府配置资源的工具和载体,不可能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逐步放松,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配置的权力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一方面,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政府直接分配资金、劳动力、生产资料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权力在不断缩小,在这些领域中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在不断加大,与此相适应,国有企业也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直接配置生产要素资源的工具载体作用也在弱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政府手中直接掌握并通过国有企业这个平台和工具直接或间接配置的要素减少了,但政府权力结构和资源结构也随之变化,国有企业作为政府配置资源的工具的作用,以及政府通过资源配置对国有企业发挥的影响反而强化了。 现阶段政府手中掌握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行政资源、经济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等,除了极少数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外,绝大多数直接或间接通过国有企业这个载体、平台和工具进行配置,国有企业仍然是很多领域政府配置资源的工具和载体,并没有像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平等地从市场获得各种资源,成为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 具体说来,从对国有企业经营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角度来看,政府手中这些资源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七大类: 一是具有网络性质的自然垄断资源。主要包括路网、供水网、电网、管网、信息网、频谱等,这些垄断资源基本上由政府直接无偿用行政手段分配给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处于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从而形成国有企业巨大的垄断利润,这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形成的超额的垄断利润,构成国企尤其是央企利润总额的相当大比例。更为突出的是,这些国有企业不仅占据了某些自然垄断行业,而且还利用其垄断地位,将上下游产业链的关联产业、企业结合在一起,形成纵向、横向高度一体化的垄断大企业集团。 二是以土地开发利用为主体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基本上属于国家所有,各级政府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土地为国家所有,国有企业利用的土地基本上是行政划拨,没有价格和价值,不反映企业的成本和效率,并且在土地利用数量上基本上是充足的。此后,随着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土地成为影响企业发展和增加政府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资源和要素。与使用权有关的一系列土地出让的数量、方式、价格,以及土地和城市规划确定、功能调整、容积率变化等都成了影响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要素,成为政府手中掌握的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这些年来,各级政府除对部分与房地产开发和产业发展有关的土地资源,利用市场机制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外,对绝大多数的国有土地资源都以行政划拨或协议转让方式配置给了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坐地分享了土地和房地产价格暴涨的巨大红利。这些土地资源成为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有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除土地资源外,石油、天然气、水资源等自他各类自然资源,绝大多数也是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方式配置给国有企业并长期无偿占有使用。 三是与市场准入有关重要行业的特许经营权。政府掌握的特许经营权,既包括一些特殊行业的经营牌照,如银行、保险、证券、电信,也包括与特许经营资格、经营范围有关的行业资质,如基础设施、公共事业领域等,以及包括准入资格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行政许可。既包括类似银行、保险、证券、电信等由国家主管部门行政审批的重要产业的进入资格和行政许可,也包括各级政府掌握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领域的特许经营权。目前,从国务院有关部门到地方各级政府手中掌握着对企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大量的营业执照、行业资质和行政许可。比如,从事金融、保险、证券等特殊行业的经营,必须经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审批,领发特别营业执照。在当前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大环境下,这些特殊经营许可和行业资质,不仅成为政府手中掌握的重要权力,而且成为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而部分企业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取得这些经营许可和资质后,通过有形或无形的市场,实际上使这些特殊经营许可和行业资质也形成特殊的市场价格,变成了企业巨大的有价的财富和特殊利益。政府掌握的这些重要行业的特许经营权,除了少数民营企业通过不同方式取得外,绝大多数都通过各级政府的行政许可,无偿配置给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在这些重要行业处于垄断或绝对的优势地位,构成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有企业垄断利润的重要来源。 四是政府掌握的投资资源。政府手中的投资资源,包括直接全额投资、合作投资(PPP)、投资项目的代建代管等方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将财政资金无偿直接分配给国有企业,由企业投资形成企业的固定资产和生产要素。随着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定,虽然政府改变了传统的将财政资金直接分配给企业进行投资的方式,但是在其掌握的投资资源的配置方面,政府仍然将国有企业作为配置投资资源的载体、平台和工具。政府每年大量的投资资源,或者由国有企业代建代管,造成这些投资和资产名义上是政府的,实际上是国有企业使用和经营管理的;或者作为政府投资的资本金,直接注入国有企业,形成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和固定资产;或者采用政府平台投资公司的方式,建设项目名义上由企业向银行贷款建设,实际上是政府提供资源进行担保或信用担保,政府最终承担无限责任;或者采取PPP的方式,使政府大量的合作项目,名义上是吸引社会投资经营,但实际上主要由国有企业来投资,而国有企业投资的背后,是政府的信用担保和对未来收益的固定回报;等等。通过这些不同的方式,政府将这些投资资源,都直接或间接地配置给国有企业,构成国有企业发展的主要资源和要素,使国有企业从政府投资资源中获得重大的经济利益。 五是政府掌握的庞大的产业基金和投资基金资源。这些年来,政府开始用财政资金直接进入经济领域,参与市场竞争。政府进入经济领域方式除了直接通过国有企业、平台公司投入具体项目外,相当部分以设定投资基金或产业发展基金的方式介入市场竞争。大量的产业基金和投资基金由政府直接成立的基金公司、投资公司来管理,这些基金公司、投资公司由于游离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之外,由财政等部门直接管理,从经济效益以及对政府产业政策的落实的促进效果来看,可能比直接委托国有企业控股的投资公司或基金公司来管理更差。 六是政府掌握的价格资源。政府手中的定价权力以及对企业直接和间接的价格补贴,本质上应该不属于企业资源要素,但在实践中它是决定一些企业经营盈利最重要的因素。随着几十年来经济体制和价格体系的改革,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但是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垄断行业,政府仍然掌握着价格制定和价格补贴的权力。 由于垄断行业中以国有企业为主,基础设施领域中国有企业是主要参与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主要是国有企业,因此,参与政府定价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政府的定价水平和标准通常大大高于企业的合理成本加平均利润的水平,这使得国有企业会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政府价格补贴方面,这些年政府对公用事业除了采取直接的公开的价格补贴外,还更多地采取了对国有企业在土地供应、地价减免、财政专项、银行贷款等多方面综合性补贴、支持和补偿,从而形成了这些国有企业特殊的超额的利益来源。 七是政府直接和间接掌握的庞大的国有资产资源。本来国有企业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应该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由国有企业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追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但近几年,随着政企关系的反复,政府对国有企业资源配置的支配和主导作用加大,从一定意义上讲,国有资产本质上已经成为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把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经营性国有资产列入“创新经营性国有资产配置方式”范围之内,作为创新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领域。 从实践来看,政府直接和间接主导国有资产配置的领域大体上有四类: 一是国有银行、证券、基金等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国家和地方政府对这些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尤其是银行贷款有相当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这种支配力和影响力通常采取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给银行直接下达贷款指令;有的是采取召开协调会的方式,给银行施加压力;有的采取用财政、土地等资源给银行以适当补偿的方式,引导银行按政府的指令落实贷款指标;有的以政府的信用给银行担保,承担银行贷款的风险。这既给国有金融机构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又给国有金融机构带来了很大的金融风险。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一方面给国有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使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数量更大、利息更低的资金,形成“国进民退”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有企业高负债率的形成,阻碍了有进有退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使一些“僵尸企业”或大量的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长期滞留下来,给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带来长远的不利影响。二是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庞大国有资产。这些多年积累下来的数量巨大的经营性国有资产,除了部分资源类国有企业根据市场规律配置外,其余实际上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落实产业政策等的工具和平台政府通过不同方式实际上支配着国有资产的配置和使用,其中包括对一些重要基础设施、公共事业、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带有政治性的项目,政府通常直接发出指令,国有企业按照政府的计划投资建设。对政府的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扶贫工程、对口支援工程以及援外工程,国有企业通常按照政府的指令,不计成本,不计回报,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上级的政治要求。三是政府直接举办的以融资为主要内容的各类投资平台公司。这些平台公司实际上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是政府配置资源的直接平台,这些投资平台的负债基本上是政府的直接负债。四是近几年政府以各种理由直接举办的游离于各级国资委之外的各类国有企业。 这些年来,政府采取不同方式,通过国有企业这个平台、载体、工具、抓手,用行政手段直接或间接地配置了庞大的经营性的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的国有资产,一方面使国有企业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抓手和行使经济社会职能的工具。另一方面,也使国有企业从政府掌握的行政权力和行政资源、经济社会资源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其在相当多领域处于垄断和优势地位。 上述政府掌握的七个方面的资源配置,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的要求来看,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长期、根本的要求来看,都应该通过市场机制发挥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各级政府在实践中将这些大量的资源通过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给了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成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工具、平台、载体,扭曲了资源配置在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背离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经济调节模式。这一方面形成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和不公平竞争的环境,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发挥,另一方面还鼓励国有企业凭着特殊的地位和政府的政策,盲目扩张,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形成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产能过剩、“国进民退”的格局,给国有企业发展带来长远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靠政府的资源优势取得的经营业绩和资产增值,掩盖了国有企业在经济效率、经营成本、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 基于以上分析,我有四个判断: 第一,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少。虽然与过去相比,政府直接分配的生产要素的各种权力在不断缩小,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在不断加大,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仍然掌握着影响经济发展的上述七大类资源,这些资源对经济发展全局,对产业发展方向,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并没有多大的转变。近些年,虽然政府不断放款管制,简政放权,对部分资源也通过招拍等方式转让,但对影响全局的资源仍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而通过市场进行资源的配置仍在探索之中。 第三,政府把国有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工具,将资源主要配置给国有企业的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与过去相比,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工具载体有所弱化,但政府手中掌握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行政资源、经济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等,除了极少数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外,绝大多数直接或间接通过国有企业这个载体、平台和工具进行配置,国有企业仍然是政府配置资源的工具和载体,并没有像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平等地从市场获得各种资源,成为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 第四,市场机制在政府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国家虽然强调要使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各方面也进行一些努力和尝试,但总体上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没有加强。 综上所述,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首先需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国企和民企的关系问题。具体说来,应该从广度和深度大力推进五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大幅度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的权力。尽最大可能将目前政府手中的经济资源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推向各类市场,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消影响市场公平和市场机制发挥的大量市场准入、特许经营、政府定价的经济资源,打破国有企业对诸多行业垄断。通过大幅度减少政府手中掌握的各类资源,并改革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真正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二,政府手中必须掌握的少数的经济资源,要引进竞争规则,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不再直接用行政手段配置给国有企业。对政府手中掌握的经营性的经济资源,采取招拍挂的方式,通过资源的特许经营权市场化的有偿使用,实现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有效结合,既取得政府资源利用的最大效益,又体现社会的公平性。对于一些非经营性经济资源,如用于公共服务的政府全部投资项目的建设,可以通过竞争方式实现代建代管。一些有部分收费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可以采取PPP的方式,利用竞投等方式选择合作对象。 第三,坚持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大方向,彻底割断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父子”关系。在垄断资源和优惠政策方面,政府要逐步对国有企业“断奶”,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国有企业要面向市场,消除对政府资源和优惠政策的依赖性,公平地从市场取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要依靠自己的生命力、竞争力,成为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主体,用逐步“断奶”的方式,倒逼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倒逼以管资产、管企业向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倒逼企业内部分配、用人、薪酬等内部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使国有企业与市场机制真正接轨。 第四,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建立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重要的垄断行业放开准入条件,降低行业门槛,引进民资、外资等多种所有制企业,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把现有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的垄断行业内部的竞争性业务和垄断性业务分开,将竞争性环节和业务彻底推向市场,优胜劣汰。对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环节和领域,引进社会资本,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有限竞争局面,同时政府加强价格管制和对其服务质量的监督,形成“必要成本+合理利润”的自然垄断行业的盈利模式。 第五,加强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加快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退出,形成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机制。近期重点对严重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对处于竞争激烈领域的商业、物流、外贸、服务业、制造业等国有企业,除极少数已经做强做优做大的企业以外,绝大多数要抓紧退出。从长远来看,在竞争领域可以生存发展但不符合国有经济长远发展方向的国有企业,以及经营风险大、国有企业内部动力机制和风险承受机制不能适应的领域的国有企业都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退出。通过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退出,形成有进有退的国有企业发展机制,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 未来国有企业应主要在关系到国家全局的重大战略性产业,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正常安全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领域,以及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的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即使在这些领域,国有企业也要通过市场机制,公平地获得政府的特殊资源,平等地享受政府的特殊政策。 通过以上五项改革,我相信当前我们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和问题,有可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借用去年演讲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在国有与民营经济问题上,国有经济后退一步,民营经济生机勃勃;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政府后退一步,中国经济海阔天空。我们对未来经济充满信心,谢谢大家![详情]

袁喜禄:减少审批和准入限制 进一步打开创投大门
袁喜禄:减少审批和准入限制 进一步打开创投大门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综合规划司司长袁喜禄出席并演讲,题目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几点认识》。 其表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基本逻辑还是要深化改革,加强市场监管创新。因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首先还得让大量的企业、创新者、创业者进入市场。基本逻辑是深化管制改革,推进监管创新,减少行政审批,激发市场活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政府要更好地发挥监管的功能。 尤其要要加大改革力度,减少各类审批和准入限制,进一步打开投资创业的大门。投资便利,营商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许多发达国家,除了少数特殊行业,很少有大量的政府审批和准入限制。 但目前我们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准入门槛,比如说发展方向的服务业,作为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面临过多准入限制。产品的准入,面临过多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制约。营商环境的国际排名还处于中等水平,和我们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还是不相适应。 以下为演讲实录: 袁喜禄:提升城市竞争力非常重要,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最主要还是市场创造力,但是市场活力的标志是什么?应该是企业的繁荣发展,这是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这几年我们的一些改革,比如说哪项改革对企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回顾这几年的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成为了重要突破口。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还是改革和创新,有几点认识: 改革开放40年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释放我国经济蕴藏着的巨大潜力。 城市的发展、城市的竞争同样重要。因为在发展市场经济进程中,没有市场活力的城市,就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而我们回顾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城市发展的变迁,比如说有些区域、有些城市竞争力其实在减弱,原因大家也分析,关键是市场化改革滞后,仍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束缚。 我们一直说深圳最具创新力,最有竞争力,因为深圳的市场,所以我们的过去经常比较,比如说科研院所,大学,深圳都不是最多的,过去国企、央企,最初包括法国公司,深圳不是最牛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深圳改革开放的创新,是市场机制的创新,因为深圳有大型企业,我们的发展不是政府扶持优惠的结果,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所以很多企业家很明确,我们都是草根公司,不创新就得死。所以市场机制是经济高效运行的基础,基础性机制不健全,许多经济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目前,许多政策困境,在于缺乏政策实施的基础性机制。 举一个例子,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大家这几年都关注创新,包括提升城市竞争力,这个报告把创新政策分成四层金字塔,很多国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金字塔尖的措施,即技术创新政策,因为在政治上最容易实施,但却忽视了塔基,即市场环境政策。 他说塔基的政策是基础性的,不仅见效慢,还要挑战既得利益,推行起来相当困难。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抛开构建坚固的塔基而获得预期的创新目标。但是塔基对这种市场环境其主要包括是法制竞争的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体系。所以这是市场经济创新非常重要的基础。 第二点来讲,企业的繁荣发展,是市场活力的创造力的标志,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制。企业是创造就业、创造财富的源泉,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衡量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市场竞争力,各地领导也是看看投资经商的人有多少、开办企业的数量有多少。所以许多城市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在于大量的企业集聚,形成密集的产业集群。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新设立公司的便捷程度、新设立公司的数量多少,是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 前几年美国研究认为,初创公司占美国企业的比重在下降,表明网络泡沫后创新能力在减弱。20世纪70年代末时,全美15%的企业都是初创公司。但到2011年,初创公司所占比重下降至8%。 德国有一个研究,说今年德国的创业势头不如以往,具有创业热情的人们正在减少。有一个数字:2014年德国新成立的公司数56.1万,比2013年少2.5万,但比创业风潮顶峰的2004年少22.1万。所以因为整个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必须有大量新的创业者、新的企业涌入市场,在科技变革、经济转型过程中更是如此。 这几年商事制度改革,促进了市场主题的较快增长,成为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突破口。世行《营商环境报告》,是对中小企业监管规则、监管环境的评估。通过开办企业等11项指标,评估企业生命周期全过程中的营商环境,目的是什么呢?为各国政府推动改革、改进监管提供参照。 过去,我国经济活力不足、创新乏力,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的管理模式,对微观市场主体的行政审批过多、行政干预过多,限制了投资创业热情,成为阻碍发展的一大障碍。 所以这几年通过商事制度改革,“多证合一”、“证照分离”等,其实本质来讲还是减少政府行政审批,化解了开办企业的准入难、门槛高、环节多,效率低、期限长等问题,降低投资创业的制度性成本。 所以到现在我们这几年一直按照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对商事制度改革,过去大家都认为企业改革,开办企业,好像是一个小改革,不是宏观的。但是这么多年实践下来,确实是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建设,改革的宏观效应不断扩大,成为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重要切入点,也成为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突破口。 我们国家从2013到2017年度,营商环境的世界排名提高了18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上升了65位。新设企业从0.69万户提高到2016年的1.5万户、2017年的1.6万户,到上半年是日均1.8万户。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我国新增市场主体占总量80%。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成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成为创业创新的风向标,为稳定就业、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发挥重要作用。前几天,克强总理到市场监督总局考察,高度评价,通过这么一个小改革,形成改革的宏观效益。 第四点来讲我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基本逻辑还是要深化改革,加强市场监管创新。因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首先我们还得让大量的企业、创新者、创业者进入市场,因为过去大门很多不让大家来投资经商,这时市场不可能管你,运动场要有竞争首先得有运动员,基本逻辑是深化管制改革,推进监管创新,减少行政审批,激发市场活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政府要更好地发挥监管的功能。 一是要加大改革力度,减少各类审批和准入限制,进一步打开投资创业的大门。但是投资便利,营商自由,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许多发达国家,除了少数特殊行业,很少有大量的政府审批和准入限制。 目前我们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准入门槛,比如说发展方向的服务业,作为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面临过多准入限制。产品的准入,面临过多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制约。营商环境的国际排名还处于中等水平,和我们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还是不相适应。 二是加强政府的监管改革,发达国家也是一样,英国、德国,增加意象监管必须减到两项监管,增一减二原则。所以大家对我们政府部门来讲,有更高的要求,毕竟我们的文件太多,我们的监管更加繁琐,所以这是很多政府要改革的,包括我们看德国近年出台《去官僚主义法框架文件》及第一部《去官僚主义法》,改革中小企业的行政负担,提出“企业友好型”监管理念。 德国公布第二部《去官僚主义法》草案,拟进一步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监管,重点为中小企业松绑。估算,中小企业每年可节省3.6亿欧元行政开支及1千万个工时。怎么样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是营商环境、政府改革需要加强的。 三是要加大市场监管,创新为企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最近我们也做了很多分析,做了一些调研,感觉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倡导市场化改革,呼吁市场公平竞争,不需要政府的产业扶持、产业优惠,已经从专家学者,发展到企业家群体,发展到年轻创业者。 最近,央视军民融合“对话”节目,一位80年代出生的火箭发射公司的创业者明确表示,“我们是在市场经济中长大的一代人,是相信市场经济的一代人”,所以不需要所谓的央企老大哥来扶持帮助,只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所以这种变化的趋势是非常重要,更相信市场,不再依赖政府的产业扶持、优惠补贴,这是我国企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重要趋势。 大数据分析表明,近年来企业对公平竞争环境的依赖度,远高于对产业优惠政策的依赖度。目前,仍出台一些指定企业、指定发展方向、政府优惠的政策,已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 政府部门的观念,不能再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滞后于企业家的期望,所以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要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 这是企业对融资政策、竞争政策、产业政策、政府服务的依赖程度,所以下一步改革创新的力度难度还是非常大,还希望我们地政府部门继续努力,谢谢大家![详情]

刘世锦: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落到实处
刘世锦: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落到实处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野三坡论坛主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他提出,土地改革体制上要城乡之间打通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通道,允许相互流动,优化配置资源。具体来讲,就是能不能在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宅基地流转、小产权房给出路、城市人下乡置业创业等方面开口子,有大的突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刘世锦称,这方面的改革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关键是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就可以了。” 这项改革会带来什么好处呢?降低城市房价、降低城市迎上成本、特别是实体经济成本、保护提升产业竞争里,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刑收入,加快小城镇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世锦:中国发展现在正面临着不少的挑战,比如说城市房价过高,乃至房地产泡沫,实体经济成本过高,农民进城难,进去以后住房更难,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比较慢,特别是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 怎么改革呢?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怎么改?咱们都看过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讲的很清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如实,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能够流转。 不赞成农村土地自由流动的原因有很多: 一,一种说法是转让以后农民一喝酒的话房子没了,到时候是要出大事的。这样一说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但是问题就是,宅基地一卖把钱一拿,比如保定市的同志们,一个村里100个人里面有几个,我估计最多也没有10个,那么你说农村有这些人,城里面有这种人吗?城里也有,你不能因为那么一两个,把98、97、96个都抹杀掉。还有一种说法,实际对农村的智慧和理性低估或者藐视,我曾经见过一个县委书记,他说最深刻的体会是农民一个个聪明的很,各个都是经济学家。不要低估农民的智慧,我们有时候说土地,这是在过去来讲,但是现在发生变化,刚才有一个数据,我们现在的80后的农民工已经占到70%,他们还能再回到农村吗? 二,另外中国的改革到现在还要靠一块土地来搞社保吗?我们能不能建立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工作,把土地的流转解放出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我们要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个说法动机还是好的,但是我们在市场经济下,农民的土地,如果你不让流转、不让交易,它到底值多少钱你知道吗,它的价值你知道吗?这个农民都搞不清楚,但我们却口口声声要保护农民地。 三,小产权房,小产权房未经批准不符合规划。说的没错,确实小产权房是没有经过规划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当初小产权房根本不允许盖,哪有规划,根本就不可能,但是我们有一个起点,农村在集体土地或者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盖房,过去是过多的土地,改革改到现在以后,如果你认为他有这个权力的话,当然规划也是必要的,这是第二个。 四,还有一种说法是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会掠夺农民。这种案例也有,但是资本或资金到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到城市里出问题更多,我们现在房地产泡沫,资金去了以后把价格推高了,那个资金的钱有什么罪啊,是体制机制和政策。另外我们讲农村振兴,城里面资金、外地的资金如果不到农村去,能够变成钱吗? 五,还有一种说法,说城市资金人员到农村去,不能够保证粮食安全。当然我们粮食安全是重要的,特别是基本口粮。但是问题是,你需要有一个有效率的、有竞争力的农业,还是一个依赖大量国家补贴、低效率、缺少竞争力的农业。我们特别需要汲取欧洲日本过度保护农业、形成利益集团、在国际竞争中长期处于被动的教训。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在农业和农村我们提供的市场在资源配比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中是不是能够起,或者应该不应该起决定性作用。 所以现在反过来说,现在需要认真的思考一个问题,十九大提出我们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那么现在人民群众的需要是什么呢?一方面农民想进城,另一方面城里面的人也想下乡,现在一个大城镇,小城镇的发展,包括乡村振兴,很多人也愿意去,咱们参加会的很多同志也想到农村里买个房子,房前屋后种花种菜。这个愿望是有,但是现在没有房子,小产权房法律不保护。 城市和乡村都要分享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和农村都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你看现在城市一方面是大都市圈的发展,部分城市相对衰落。农村大家要注意,有一部分农村将来会看不见,也有一部分农村将来会成长为大城镇,有些乡村既可以发展农业,也可以发展二产三产。这个过程是符合市场选择的一个过程,规划要顺应市场要求。 这么一个前景,体制上有因素,要求城乡之间打通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通道,允许相互流动,优化配置资源。具体来讲,我们能不能在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宅基地流转、小产权房给出路、城市人下乡置业创业等方面开口子,有大的突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这方面的改革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关键是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就可以了。 这项改革会带来什么好处呢?降低城市房价、降低城市迎上成本、特别是实体经济成本、保护提升产业竞争里,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刑收入,加快小城镇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如何改革?我说这里涉及到你的理解,改革就是创新,就面临着不确定性,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比如我们面临一条大河,下面有五块石头,95次的出错有5次的成功,这是一个过程。你是让一个人试呢,还是10个人试,还是100人试。 另外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面临不同的难题,八十年代有八十年代的问题,九十年代有九十年代的问题,现在如何打通城乡要素通道,是当下面对的新的河流,改革还要过大河。我们需要有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在这里有很大的空间,比如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怎么解决河北的问题,怎么解决保定的问题,怎么解决野三坡的问题。比如企业和个人有比较大的自选共建,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和措施。 谢谢大家![详情]

宋晓梧:新阶段的城镇化应是农民工市民化
宋晓梧:新阶段的城镇化应是农民工市民化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宋晓梧出席并演讲,题目为《城镇化中的农民工》。 中国的城镇化率从2012年以后有所提升,2012年是52.57%;2014年是54.77%;2017年是58.52%。如果剔除半年以上常驻城镇的农民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17年是42.35%。“很低”。宋晓梧称,“这四十年来,中国城镇化确实发展很快,但不知道是土地城镇化还是人口城镇化。”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工已经成为城镇地区劳动力市场数量最大的主力军。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28625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67.5%。全国工会会员已达3.03亿人,其中农民工会员1.4亿人。 在一个城镇人口就业人群里,70%是农民工,这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又意味着什么? 社科院社科社会所的一个研究成果,这是十年前的中国,有关调研报告提出了7个70%结论。 建筑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70%用的是农民工; 城市中从事苦脏累险工作的70%是农民工; 工伤事故受害者中70%是农民工; 大中城市中外来农民工70%住在城乡结合部; 城市各类刑事案件中有70%发生在城乡结合部; 各类刑事案件中涉案人员的70%是农民工; 刑事案件受害者中70%也是农民工。 现在增加了第8个,2017年全国城镇总就业人口4.2亿,农民工2.8亿,农民工已接近城镇就业的70%。 这个现象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伦理道德会有什么影响?宋晓梧呼吁,“大家应该高度重视,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是根据这样的社会现象。” 现在消费问题很大寄托在农民工,房子卖不出去了希望农民工来买,东西卖不动了希望农民工消费升级。但是农民工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来购买呢?一个是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一个是社会保障。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仅占城镇职工月平均收入的56%,消费能力大打折扣。且2016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比重为0.84%。 宋晓梧认为,如果农民工转换为城市居民身份,按照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消费,但其禀赋特征保持不变,其人均总消费将大幅度增长27%,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基本相当。如果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养老保险覆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等禀赋特征不断改善一并考虑在内,农民工的消费潜力将更大。 国外是怎么解决农民工问题的? 宋晓梧:“对这个问题,我和一些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想做一个国际比较,美国的农民工存在多少年?澳大利亚农民工、日本农民工怎么解决的?我们发现没有。这是中国特色,人家没有户籍哪儿来的农民工。” 宋晓梧表示,下一步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落实城乡居民平等就业权利,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土地政策要有利于农民工城市化。 农民工在城里干了30年,子女都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承包地还在农村,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仅被户籍等行政手段阻碍,也被宅基地、承包地所拖累。他认为,土地政策要有利于农民工进城,而不是束缚他进城。 此外,还要促进城乡居民平等就业,实现同工同酬,合理分享社会保障,按均等化方向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按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在“十三五”时期进一步做好这五个方面的工作,将有利于农民工的市民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平衡、持续发展。 最后,宋晓梧表示,“如果说前阶段的城镇化是创造了2.8亿农民工的城镇化,那么新阶段的城镇化应当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详情]

文贯中:允许土地自由交易 从政府配置到市场配置
文贯中:允许土地自由交易 从政府配置到市场配置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文贯中出席并演讲,题目是《要素市场的发育滞后与城乡二元结合的固化》。 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仔细审视中国模式,虽然带来高速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不但未能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消失,反而使城乡二元结构继续存在于城乡之间,并且以农民工和城中村的形式进入了城市地区,城市内部也被复制出新的二元结构。 文贯中认为,只要继续目前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城市化模式,不但城乡二元结构会日益固化,而且城市地区也会发展出新的二元结构。两者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持有农村户籍的人口的大多数会继续相对贫困化。 文贯中提出,目前急需对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做彻底的改革。他对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建议:要从政府配置土地转换成由市场配置土地,最关键的是一定要允许所有的土地,无论是城市用地还是农业用地,不管是国有土地还是集体土地,都有在不改变现有用途的前提下自由交易的权利。“唯有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土地价格。唯有产生了真正的土地价格,才能合理配置城乡之间的土地。” 为了能实现集体土地的自由交易,一定要根据集体所有制的自愿原则,允许农民有自由退出现有集体,另组新的集体,乃至单干的权利。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国有土地在市场面前必须有同等的权利,并根据供需规律,自由决定价格。 有了真实的土地价格,对现有的城市规划和区划的修改才有了参考的信息,并在允许不同用途的土地之间套利的前提下,对现有城规和区划不合理的部分作出有根据的修正。[详情]

徐林:推动农民工城镇化 不然经济增速将降至5.8%
徐林:推动农民工城镇化 不然经济增速将降至5.8%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出席并演讲,题目是《中国需要深度推进城市化的制度改革》。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过去20年当中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是9.3%,但是在过去五年这个年均增速下降了6.8%。 徐林通过劳动力的数量、就业率、劳动参与率等一些要素所做的预测,如果按照现状,在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将会下降到5.8%左右,甚至更低一些。 他认为,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过于下滑,一个重要的出路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进一步要推进农业劳动生产力或者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和居住。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非农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如果有更多的劳动力配置在非农中就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以下为演讲全文: 徐林:尊敬的各位领导、学者,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争取能够节省几分钟的时间。我想提出一个深度城镇化的制度改革问题,首先我想从中国目前增长的下行压力说起。 最近我做了一个分析,我们的劳动力数量在减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过去5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在下降,因为我做了对比,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是9.3%,但是在过去五年这个年均增速下降了6.8%。 我们通过劳动力的数量、就业率、劳动参与率等一些要素所做的预测,那么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将会下降到5.8%左右,甚至更低一些。那么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过于下滑,一个重要的出路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人说我们可以更多的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来提高产业的附加值来实现,这毫无疑问是出路。但是中国还一条出路,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或者改善劳动力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这种效率怎么提高,就是进一步要推进农业劳动生产力或者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和居住。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按中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来分析,中国目前劳动生产率在三次当中是最低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非农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如果有更多的劳动力配置在非农中就会有进一步的提高。这就是进一步的深度推进城市化,深度推进城市化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刚才好几位专家都讲了类似的意思。 进一步推进城市或城镇常住人口的落户和市民化。这里面包括两层意思,第一是现有2.8亿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那些已经具有稳定就业和意愿,愿意在城市落户的人,应该让他们落户,同时让他们有权力把自己的家属也带到城市来。第二我们现在还有接近大概8、9千万的在城市间流动的有城市户口的人,这些人主要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去流动就业的。他们很多人也没有就业所在地的户口,他们是很不稳定的一个群体,所以对我们中国来说,如果我们有3亿多的就业群体,他们处在一种不稳定的没有户籍、不能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的状态,那这个社会怎么会稳定呢?我觉得是不稳定、脆弱的。 这样做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大大提高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黄奇帆市长在重庆所做的一些实验,其实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因为在重庆解决了300万农民工的落户问题,对重庆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起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供给作用。 那么既然如此,深度城镇化就是要推进农民工和已经在城市流动就业的那帮人的,那么应该做哪些制度化的改革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公共服务要均等化,我们过去谈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个在城市就业的人他所做的贡献和有户籍的城市居民的贡献是一样的,所以他不应该在城市公共服务上受到任何差异性的待遇。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是农村制度的改革,刚才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来,我觉得关键是要解决,第一是使得农村土地的制度有稳定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使得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的使用能够更加符合高效的原则,种地不挣钱没有人会愿意去种地,所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是使得退出农民队伍进程的农民工,他们的财产权可以有变现的渠道。或者有长期利益分享的安排,这样使得进城农民的财产权是有一个稳定的支撑和受益的制度安排。 第三是城市治理要开放包容,我们很多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采取的是赶人的办法,这是不对的。因为不管你的城市多么高端,它需要不同的城市之间协作,这样的城市才会有效应、有竞争力的。纽约高不高端?纽约很高端,但是纽约也有很多的低层次劳动力在服务。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介绍纽约市政府在改造地下水电和空间,把原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都进行改造,这样使得地下室可以出租给底层劳动力去使用。我觉得中国也应该学纽约去做,而不是简单的把住在地下室的低端劳动力赶出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公众服务,城市毫无疑问会增加压力。有没有人有能力给这些人提供服务呢?只要把城市的配置做一些改进,减少没必要的锦上添花的投入,他们一定会有更多的钱,我对这个问题是做过专门的研究。 最后是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开发模式,应该更加集约化,现在很多城市规划面积非常大,但是花了大量的钱搞了基础设施,最后形不成密度,聚集不了人口,所以商业也发展不了,产生不了足够的现金流。这样的城市开发模式如果不改进的话,会增加城市的财务负担,从而进一步减少城市政府投入更多的公共服务的资源的动机。 这是我今天谈的几个不成熟的观点,供大家参考,谢谢![详情]

仇保兴谈中国城市规划误区:用工业区模式规划生活区
仇保兴谈中国城市规划误区:用工业区模式规划生活区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出席并演讲,演讲的题目为《紧凑度与多样性——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两大空间要素》。 其表示中国城市的路网规划有一个误区,就是用工业区模式规划生活区,道路非常宽大,但是毛细血管很少,于是造成路网拥堵。真正的一个合理规划性,是主路和支路的关系,但是我们的人类规划,主路变的突出,支路和主路之间只有1:3,和自然的叶脉,自然的系统结构,应该是1:15。城市的繁荣、舒适,和路网结构是直接有关系的。 以下为演讲全文: 仇保兴: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来讨论城市竞争力,这个城市竞争力有很多的表达模式,也有许多增加的路径,因为我们从城市规划来讲,空间要素,一个城市如果是紧凑的,但是又是具有多样性的,这个城市基本竞争力增长的基础就是这个。 第一,影响我国城市紧凑度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我们国家的人口密度,城市的人口密度变化,基本上遵循的一个国家的标准,一个平方公里建成区1万人,美国在行政化的过程中城市密度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中国现在的城市密度也在这样呢?在高速公路中,日本进行过研究,我们的高速公路同样的旅客耗能、占地是多少。近郊以租代征,居住密度的下降趋势正在形成。 第二,点是城市紧凑度与多样性,这是街道风格多样性,有的是依山就势的。第二点空间格局多样性,我们把山水融合,我们会创空间。第三建筑与园林的多样性,我们中国的园林讲究的是建筑,所以西方语言与中国建筑语言是不一样的。第四是产业多样性以及是否可循环性,这个城市能否作用,而且产业中有紧密的联系就形成了集群。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创新。再一个,城乡环境的多样性,因为我们城乡应该融合,融合的渠道越多,越丰富,我们的多样性越好。 第三,紧凑度的历史总结。我们的城市形态是多变的,布拉格是城市遗址,建筑史与历史进程,一个一个建,逐步自我生长。但是进入了工业化文明时代,巴黎的改造创造了奥斯曼空间,这就不是从下往上的表现。奥斯曼空间里先建造框架,然后多层紧凑的,休息空间多样性,建筑的高度与街道保持一定的比例。现代主义巴西利亚与帕尔马之比较,这些城市非常空旷对称,就讲到了勒柯布西耶对巴西做的规划,但是在巴黎并没有得到实施。再加上现在城市综合体,多种功能,已经成为了大城市紧缺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从1800年到2000年,你看它是变化的,这个变化趋势是密度越来越低,多样性越来越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旧城改造,为什么把历史古迹拆掉,为什么把宝贵的大大小小的故宫消灭掉呢,有这些动机,这些动机有可能是好的,但是结果是坏的。 关于路网,路网的多样性很奇怪,我们两百年来从ABCD,这样使路网越来越单一。 大家可以看一个平方公里之内,如果我们有不同的空间规划,你看看我们的路密度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道路的长度也完全不同,那些交通的可达性也是完全不同,所以造成一个城市的繁荣、舒适,和路网结构是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城市的路网就是有工业需求的东西来规划城市,造成路网拥堵。真正的一个合理规划性,是主路和支路的关系,但是我们的人类规划,主路变的突出,支路和主路之间只有1:3,和自然的叶脉,自然的系统结构,人类没有聪明的认识到自然的结构应该是1:15。 这是巴西利亚,被称为样板城市,这些城市很壮观,但是它的竞争力非常低,它只是纪念性的,所以凡是纪念性的密度很低的就没有什么竞争性。 最后它虽然败给了美国的硅谷,但是它是硅谷的前身。 我们经常把城市的道路一段一段的进行建设,中间有一段出问题了整个城市瘫痪了。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案,多种道路都可以到达目的地,这个城市就有交通的安全,以及遇到障碍的时候我这个城市不瘫痪。 第五,空间肌理的多样性。我们经常讲香港非常有活力,最少有五种形态,有维多利亚形态、有现代的,也有十几个卫星城,也有自然风光,所以同时呈现的是五种形态。而香港形态到了北方城市就成了一个大杂烩,一盘菜,爱吃不吃随你,这样你的城市就没有包容性。 我们把景观进行分离成有吸引力的城市。巴黎从1800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新景观,形成了国际超级旅游城市,当然也是活力的,竞争力非常大的。当时法国的总统曾经说过我们巴黎人用不着到国外,也可以看到最现代化的城市。 第六,城市与自然组合的多样性。像我们这个地方,城市与自然的结合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是紧凑的主区和开放的自然田园,中国是理想的城市、山水的城市,所以在明代的时候,一个东方的莎士比亚李渔就说过“山水者、才情也。才情者,心中的山水也”,互相之间是对比的。 第七,市民构成的多样性。新加坡的混合小区,不同民族融合在一起。单一廉租房社区的困境也在出现,美国伊戈社区,管理越来越差,后来被炸了,所以这都是我们应该吸取的地方。再比方养老,是建养老城还是在城市内部,我们应该做好独立式养老社区。 在知识型时代为什么城市有竞争力,因为知识已经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显性的知识,一种叫隐性的知识,所有的创新80%以上是来自于隐性知识,所以我们需要面对面的交流,隐性的知识需要紧凑,需要人讨论才能激发创新。为什么我们多样性的城市是具有弹性的,因为多样性是提供的各种要素下的,结构的调整,我们的创新,只有多样性的城市才能包容,只有多样行我们才能永远有不同的风格在城市里面,不同的思路在城市里面涌现,所以我们无论是新的城市还是老城都应该紧凑多样,然后我们达到城市活力、宜居、安全和可持续的,这四大要素的组合。我们说我们的城市才是理想的,才能够传递下去。谢谢![详情]

吴敬琏:城市竞争力不在规模大小 而是要专业化
吴敬琏:城市竞争力不在规模大小 而是要专业化

  吴敬琏:城市竞争力不在规模大小 而是要专业化 不是简单地说城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规模越小越好。 刘林LL 9月15日,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提升城市竞争力,重点不是在规模的大小,而是要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关于城市规模的问题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城市规模应该越大越好,有人认为,中国大城市病已很严重,应发展小城镇。吴敬琏指出,这里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到底城市化的功能是什么? 他说,2010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应邀来中国时,在北京做了一次关于城市化的学术报告,罗默认为,城市化的功能就是产生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因为城市化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人们聚集的密度越大,效率就越高。 “对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我跟他讨论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在苏州的调查。”吴敬琏说,“苏州好不容易从西部地区引进了一些人才,几个月以后却跑到上海去了。苏州认为,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各种文化设施都比苏州强。其实,那时候苏州已经规模很大了,而且上海近在咫尺,可以很近便地享受上海文化。” “我们调查发现,问题不在规模。技术人员说主要的问题是苏州闭塞,在这里待几年以后技术水平就赶不上了时代了,而在上海技术水平可以不断进步。” 吴敬琏总结道:“所以苏州主要问题是来者不拒,专业太多,于是同专业能够交流的人数太少,达不到提高技术水平的临界点。罗默认可了这一意见,他认为,除了要发展城市之外,还要加上专业化。” 吴敬琏又说,金融因为涉及到的专业太多,要达到临界点,城市的规模就要很大。所以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规模越大。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万人口。但制造业则不同,它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密切,所以美国波音商用飞机的生产基地就在西雅图的小镇上。还有商业,原来要在大城市里,网络发达以后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 “因此,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就有分析框架来研究城市规模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城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规模越小越好。” 吴敬琏进一步指出,同样,中国经济也有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进行深入地讨论,没有建立起清晰的分析框架。  “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的多,有很热烈的讨论,也有很多成果。但是往往流于现象层面的讨论,就事论事。”他说,对于基本问题、对于问题的本质缺乏透彻的理解,因此没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够认可的共识。因为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上取得成果,能够形成一些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我们的具体问题。”吴敬琏在结束的时候表达了他的寄语。[详情]

蔡昉: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2% 城市化任务远未完成
蔡昉: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2% 城市化任务远未完成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蔡昉出席并演讲,题目为《中国打破城市化速度制约》。 目前中国城市常住人口是58%,其中有相当多的人被计算在城市化人口中,但是它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稳定的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这就是现在1.7亿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实际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城市化率大打折扣。 目前,户籍制度仍在阻碍农民工在城里长期租住,让他的孩子愿意并且接受好的教育,同时,也在阻碍他们像城里的人一样消费,像城市里人一样为经济作出贡献。 蔡昉指出,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过去很快,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减速了,而中国的城市化任务远远没有完成。高等收入国家的城镇化率是84%,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平均城镇化率是65%,而中国还是58%,差距还很远。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昉:大家上午好!时间有限,我讲几个观点。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经济非常快的增长,保持在9.6%的GDP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速度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快的,这点我可以给大家看,过去我们老说城市化率一年一个百分点,一年二个百分点,其实这个说法太粗糙了。我们想看城市化速度,是指什么呢?是指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这样的话我们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每年城市化率提高3.1%,你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四十年不可能涨到这样的速度,这是一个。 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比较,在这四十年里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速度是多少呢?是0.33%,一年只提高0.33%,低收入国家只提高1点几个百分点。我也找到中国可比的,我们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上,这些国家跟我们比。第一个是跟我们处在同一个转变时期的国家,世界银行给它定义为晚期人口红利国家。这些国家除了中国外,他们的经济速度在过去四十年里是0.75%,但是中国是3.15%。 还有一类国家跟中国一样,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跟中国一样,中国是这个行列的。但是这些国家不含中国之外,它也只提高了1.65%每年,我们还是3.1%,所以我们取得了跟经济增长城市化的契机。有这样的城市化速度,它本身还有问题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的城市化率是一个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比如58%,但是有相当多的人被你计算在城市化人口中,但是它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稳定的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等,这就是我们现在1.7亿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我们得到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只有42%,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城市化率就大打折扣了。 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过去很快,但是已经开始减速了,比如说2010年到2017年,城市化是以每年7%的速度在下降,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城镇化率一年提高3.33%,现在一年只能提高2%。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经济,随着我们体量的增大,人均收入提高,传统的增长源泉消失了,所以中国应该减速,在常态上增长。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后发优势越小,赶超起来的速度会慢。 但是城市化是不是这样?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我们不要跟发达国家比,高收入国家的城镇化率是84%,我们跟中等偏上的国家来比,他们的平均水平是65%,我们58%和65%还有至少是7%的差距。 还有一个可比的,中国目前的人群,人均8000、9000美元的GDP,在未来五年我们是达到高收入行列。12000多美元这个水平,这些国家应该是未来我们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要赶超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平均起来也是64%,也有6%-7%要赶超,中国的城镇化道路还没有走完,还必须持续下去。 我们再说一个一般的,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世界上任何国家,在低城市化水平上实现现代化的,无论是基本现代化,更不要说现代化强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保持城市化速度。这是又一个观点。 我们很多人觉得中国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农村人口也很多,中国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达到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城市化水平,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道理的。从历史经验看,我们不可能在农村占主要的实现现代化,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城市化道路可以有中国特色,但是城市化目标不能有中国例外,这是一个观点。 再一个,我想回到一些中国面临的挑战上去,在讲这个挑战之前我们先看一看中国现在最关心的事儿,中美贸易摩擦。我不想讲这个事儿本身,但是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问题出在了哪儿?我觉得人家说物必自腐然后重生,他是自己国内出了问题,他才出来打贸易战。 美国问题出在哪儿呢?美国我们知道,这一轮优化应该是在1990年之后开始的,九十年代之前实际上是被分割的,分割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国际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他们叫产业内贸易,因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好,都没有加入到这个分工体系中,因此他们是自己在跟自己做贸易,但是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得多,他们没有根本上的资源比,因此他们进行的贸易不是李嘉图所说的在交换生产要素,其实他们交换的是规模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过国际贸易不会改变生产要素相对收入水平,因此也就不会影响国内的收入分配。九十年代以后,我们中国开始发展了,苏联东欧也加入到国际体系中来,拉美也开始进行外向型的发展,因此全球变成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进行交易,这时候交易就是交易生产要素,我们收入水平低,我们劳动力就便宜,他们收入水平高资源就丰富。你们拿丰富的资本,就意味着他的报酬低,但是要是报酬出去了,就交换了。与此同时,过去劳动力短缺,很多工作高,这时候你减少对他们的使用,而进口了其他国家的劳动要素,这时候你的劳动要素报酬就会降低。 因此这些变化,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就含有的,不是自动解决收入问题,他需要国内制定相应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美国中间生产制造业的工人就失去了工作,至于到其它国家,这些国家无论有中国还是没有中国都无关紧要,有中国只是体量更大一些,替代他们的岗位也就更快一些。但是归根到底,这就是岗位失去了,另一方面的科技、教育发展,高端劳动力还是存在的。 同时他们为老百姓生活服务的,麦当劳打扫卫生的这些岗位永远都在,也没法进口,他就自动保留。以前在他们发展最快的时候,最需要工人的时候,我只要上了高中就可以成为中产阶级,那时候叫从高中进入中产,现在不行了,你上高中没必要,你要再低端不上初中都可以,因此他们就形成了这样的状况。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收入就要两极化,收入水平的差距就会扩大,因此老百姓就有情绪。那个时候很长时间他用中国进口的廉价产品,让老百姓买到了便宜的生活用品,他们可以活下去了,但是金融危机之后这个流失就进一步加快,因此他们老百姓的情绪更加恶劣。 这个时候也有人能够分析出,面临结构性矛盾,进行改革。但是任何政治家最省事儿的办法、最直接的办法,去得到选票,还是找到一个外边的敌人,假想敌也好,真是敌人也好,把老百姓注意力引到他们的身上,这就是他们的问题。 我今天不是想解释谁对谁不对,我想说美国的教训也是值得我们吸取的,这个教训里面我觉得有这么几条:一条是过度就业的结果,找工作困难是长期劳动力短缺的结果。这个话说起来就比较绕,它的意思长期劳动力大缺的话会带来问题,一个是说过度就业,过度就业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经济学家,过度就业含义是失业率已经低于了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是有意义的,人们就知道我想找到工作,我必须受好的教育和好的培训,我得有技能,如果没有了自然失业率,我只要活着我就能找到工作,总有人要,这种情况下就不鼓励人们接受人力资本的培养,这就造成了长期的隐患。 另一点,长期劳动力短缺,还会造成工资过快上涨,它的上涨速度快于了劳动生产率的速度,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抵偿不了你工资的提高,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单位劳动成本就要提高,你的产业比较优势在丧失。这个结果就意味着资本要加快替代劳动力,机器人要替代活人,同时产业还要向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去转移,当这些必然的反应,这些都正常,产生了效果以后是什么结果呢?是真的没有那么多了。 这个时候工人发现,第一岗位都流失掉了,我的人力资本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升级的技能需求,因此我们的工人可能会限入到新的困境。因此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经济学家可以用基本原理给出很多药方,今天既然讲的城镇化,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城镇化提前减速,遭遇到一些制约,如果我们打破这个制约可以使我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供给更充分一些。 我迅速讲三个观点,先从一个现象开始说。我们知道美国人还发现了一个现象,科技进步是带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但是这一轮是人工智能、计算机的发展为特征的。但是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发现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不符合逻辑的现象他们就叫悖论。中国也出现了悖论,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化只有17%,70%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这些年我们从17%提高到了58%,劳动力从70%降到了20%,这么大的调整,这么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有一个现象,我觉得这个现象没有发生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利润驱动,差距仍然是明的,这个就非常奇怪。 三点:第一是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为什么没有提高?什么都变了,为什么劳动生产力不变,原因就要找,还有一个东西没变,总有一个东西没变,农业经营规模没变,正好今天我们有很多研究土地制度的学者,所以我把这个话题留给大家。推动城市化,提高农业生产力是一个必然制度。 第二条,我们都知道户籍制度仍然在阻碍农民工在城里长期租住下去,让他的孩子愿意并且接受好的教育,同时他们像城里的人一样消费,像城市里人一样作出贡献,像城市里的人一样60岁退休而不是40岁退休。 第三条,我们过去这几年在调增产业结构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误区,我们觉得从二产到三产就一定是进步,不一定,你看一看中国的土地数据,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高于第三产业,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城市化的方向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是为了“一二三”这个词怎么说为好。因此当你说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的时候,就不应该转向第三产业,反而应该从第三产业转向第二产业。我觉得保持城镇化的速度,保持产业结构的原则都是同样重要。 谢谢大家![详情]

刘太格:城市建设远期规划要做到2070年
刘太格:城市建设远期规划要做到2070年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著名国际城市规划大师、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出席并演讲,题目是《明智化的城市规划》。 刘太格认为,城市规划要把城市做成宜居城市,一定要做远期的规划,直到2070年。首先要预测人口规模到2070年,按这个人口规模来看城市身份,如果规模大的话,城镇的身份越高,密度也必须高一些,而且建筑高度高一些。 他希望每次做一个城市规划,就先敲定这个城市是什么身份。比如北京是一个董事长夫人的身份,穿着华丽端庄,野三坡肯定是乡村姑娘的身份,穿着要比较烂漫活泼。董事长夫人看到乡村姑娘的烂漫活泼,她不是看不起,而是很羡慕的。 刘太格:“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如果每一个城市的身份敲定了,用不同的身份手法来做推广,全中国的旅游业就会大大的升华。”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太格:各位贵宾们、朋友们,我是一个建筑师,以新加坡的经验,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顺畅,跟好的城市规划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有好的环节,功能做的好,配套做的好,那我们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吸引人才。这是我在新加坡的经验。那么如何把城市做好,我觉得关键就是要做一个明智化的规划。 为什么提出这个理论,因为我是觉得规划是一门学问,但是没有达到科学化的水平,所以我对小孩子说,我画一只大象,我画的不好,小孩子一眼就看到是画错了。可是我说我要画一张规划图,你画的再坏也没有人知道,你画的再好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做规划师还是需要动动脑筋来做。 刚才我们的吴敬琏教授就说,做经济是需要研究基本的问题,其实规划师也要研究城市规划的基本问题,那么有些人就对我说,这个世界现在变化的这么快,我们怎么能做一个长期的规划?我是不认可的。因为我觉得人类的生活基本的需要是千年不变的,规划师要去研究人类生活上的基本的功能的需要是哪些,把它规划进去。所以我今天的课题是以这个背景来跟你们进行介绍。 我以前在建屋发展局做了23个卫星镇,不断的在改进,也做了50万套的功能住宅,我在做一些基本的规划研究工作,所谓市区重建局就是你们的规划局,现在我是在设计研究所。 我为什么做这个规划以中国人的身份来谈,我在国内也做了40来个城市的规划,是对你们城市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几件事: 一是新加坡工作经验。到了1985年,基本上新加坡就是25年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宜居、繁荣、进步的社会。 首先这个城市的结构要做好,这张图就是因为在英国的制度下,商务中心是用蓝色的,不是红色的,所以蓝点是商业中心,而且红线是公共交通,我们这个城市的规划是以交通为主的,而且主要的地铁线交叉的地方就是主要的商业中心。 我们还要注意这个历史,因为我经常来中国,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们最老的历史也只不过100多年,你们最老的历史是100加一个零,可是你们还是漫不经心的把它们拆掉。 还有是我要我的城市有特色,一个城市最大的是自然环境,在中国好多地方都改掉了,山坡也铲平了,因为一般人说标志行建筑是城市的特点,其实不是,一个是自然环境,还有一个一般人不讲的,就是城市的密度,你如果说从上海来到野三坡,就知道已经到了一个跟上海完全不一样的城市,这个密度非常重要。 接下来就是,因为现在觉得我们中国的城市越来越庞大,其实一个北京或者一个上海人口就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大陆,所以我们小小的新加坡,我在1990年就已经把它分成五个片区,片区下再分成卫星镇。为什么这么分呢?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片区里面有片区中心,卫星镇有卫星中心。这样中央商业区的压力就比较小。所以新加坡我们的密度基本是每平方公里11000人,是比中国多数的大城市还要密,可是交通不堵塞,跟这个有关系。路网和地铁线和商务的连接也很好,这个地铁线是很好的。 还有一点一般人不谈的是城市的器官,比如这些深紫色的器官是对生活环境有影响的,我们又分了比较边缘的地方,比如最东边这种,最右边是机场,我们机场的飞机即使再多,小岛上的居民是没有感觉的。还有重要的设施。 新加坡密度最高、宜居度也最高,这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的。生活比值和基础设置也是最好的,生态环境也是最好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的竞争力在世界排第一或第二,这同时也跟城市规划有关,我们在做工作的情况下也同时考虑人的生活。 用我的话来说,在25年内我们基础设施做的很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人民的生活,我们达到了市区化,所有的棚户区都不见了,每个市民都有房。今天93%的公民都有房,这是和政府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从经济体制上来说,从1965到1985年增加了10多倍,然后增加了600多倍,这个一方面是政府政策要到位,人口要多,同时环境也要好。 刚才我把小小的新加坡分成五个片区,25个卫星镇。如果是北京上海,我是不希望把它当作一个城市,应该是当作一个城市区,就像新加坡一个小地方是分成了5个片区。 如果考虑京津冀,从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城市,过去是希望给你们深刻的印象,也不是完全没有到道理的。比如京津冀网上看是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天上的一颗星。 我们把这些理论用在你们城市里面,这个是西安咸阳的规划,我就把它分成西安、咸阳两个城市,而且还有若干个片区,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城市分成若干个片区,在这个片区底下再分成总共68个,这样功能就适当的下去了,这也是提升了城市的宜居。而且这里面粉红色的地方,我用最刺眼的颜色来表达,这些就是历史古迹,你们注意看,有些粉红色的地块上面有点漏,因为这个东西我看的也是心里很难过,所以我就把这些古迹用鲜艳的粉红色的画出来,希望当地的政府不要把这些点漏穿过去。 要把规划做的好,要把城市做宜居了,一个是要做远期的规划,直到2070年。 一个是人口规模,要预测人口规模到2070年,按这个人口规模来看这个身份,如果规模大的话,城镇的身份越高,密度也必须高一些,而且建筑高度高一些。 所以我是希望每次做一个城市规划,首先要敲定这个城市是什么身份,比如北京是一个董事长夫人的身份,野三坡肯定是乡村姑娘的身份,穿着要比较烂漫活泼,董事长夫人看到乡村姑娘的烂漫活泼,她不是看不起,而是很羡慕的。所以每一个城市要敲定他自己的身份,要把他的身份体现出来。其实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如果每一个城市的身份敲定了,用不同的身份手法来做推广,全中国的旅游业就会大大的升华。 最后如何把规划做好,我觉得有三件事,价值观、科学性、艺术性。价值观是人文学者的心、脑、眼都要有,所以我们做规划要有一个团队,有的是心好,有的是脑好,有的是眼好。因为城市文化的政策规定,要组装一个理想的生活机器。艺术家的眼就是与土地谈恋爱,一个规划师要记得跟土地谈恋爱。 这个城市和人一样,我们看一个人不仅仅要看他的外在美,要看他的内在美、心灵美,这样城市居民就有乡愁,就是一个健康的城市、美丽的城市。所以对经济的发展也有帮助,会吸引人才。 执行要严谨,包括多规合一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在石家庄只有一个单位编志规划方案,而且只有这个市区规划局来执行。 总结,要提升城市效益和吸引力,要珍惜先天资源,要做明智化的规划,还有要有明智化的行政。 在把前面那些话再梳理一下,其实我们做规划的主要目的是两个字“人和地”,人要做到宜居,社会要坚韧,地要可持续,宜居住。这两者就好像一个人的两只手,是分不开的。你要拍手必须两只手,不能一只手,拍不出声来。 如果要把它做好,要考量因素是哪些呢?都要考量,这个当然是比较重要的,背后有一些更详细的因素。我们今天谈的是经济,我们谈经济的时候不要说我们的城市发展就是为经济,所有这些主要的因素都要考虑到。所以要把城市做好,一方面要有明智化的规划,一方面要有明智化的行政,那么这个城市的经济就会发展。[详情]

诺奖得主基德兰德: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可持续的
诺奖得主基德兰德: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可持续的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出席并演讲。 经济的增长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取决于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又取决于私人产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离不开经济的投入和投资。芬恩·基德兰德表示,在未来二十年里经济发生的变化,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那个时候的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以及税收的政策。 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这四个国家在1990年的时候他们的经济起点基本相似,但在2009年爱尔兰经济增长了,而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发生了令人不满意的结果。因为在2009年,爱尔兰国家政府大幅度提高了税收,“他们把目标定在了十二年以后,所以现在爱尔兰的经济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芬恩·基德兰德称,未来经济的政策其实很大一部分决定了今天商业的发展,“好的经济政策它是应该持续性的,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能够让经济和产业发生不小的变化。” 以下为演讲实录: 芬恩·基德兰德:大家早上好!很荣幸今天给大家进行演讲,我短暂的向大家阐述我的理论。我的主要观点是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演讲对未来经济政策,对城市化,尤其是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包括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以及科技对城市化的影响。 我的演讲主要针对的是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之间的比较,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一些数据的体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真实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它的体现主要通过物价来体现。 在大屏幕上我以两组数据展示,首先这两组数据来自六个国家,美洲以及欧洲,还有亚洲,亚洲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增长迅速。在这个图片上我又增加了两个拉丁美洲的数据,智利和墨西哥,为什么这样国家起点与其它国家类似,但是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当中却发展的缓慢?接下来我将两个新兴成立的国家增加到数据当中,这两个国家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轨迹非常不同,他们的发展是取决于国家经济政策,尤其是在某一年度的经济政策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影响,包括他们的人均生产总值。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非常大的国家,我增加了中国的这组数据,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中国生产总值非常靠前,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人均生产总值却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较低。 下面这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从1960年到目前,这么多的国家所有人均生产总值的比例,有些国家人均生产总值只有一小部分,有的可以达到人均1万美金的数据,大部分取决于国家所在的地区和国家受经济政策所影响所带来的不同。 众所周知,目前经济的增长,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取决于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又取决于私人产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离不开经济的投入和投资,科技的发展并不能够让我们在短期能内看到经济增长的变化,有可能是在十年、二十年才能看到。但在未来二十年里经济发生的变化,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那个时候的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以及税收的政策。 令我们感到震撼的是,未来经济的政策其实很大一部分决定了今天商业的发展,所以好的经济政策它是应该持续性的,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能够让经济和产业发生不小的变化。 下面我为大家举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欧洲发展好的四个国家,英国、德国、奥地利、法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们是迅速持久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又增加了欧洲国家,比如意大利。 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欧洲爱尔兰这个国家,大家在图片上可以看到,爱尔兰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的数据在1990年的时候有所中断,而在过后的十年又迅速的增长,这取决于2009爱尔兰国家政府大幅度提高了税收政策,不应该只看到眼下和近两年发展,而他们把目标定在了十二年以后,所以爱尔兰的经济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下面我以四个国家具体给大家展示经济政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这四个国家在1990年的时候他们的经济起点基本相似,但在2009年的时候爱尔兰有税收政策的经济变化发生了经济的增长,而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发生了令人不满意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每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落到每个工作小时上,也会得到不一样的情形,爱尔兰的工作小时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发生变化的原因有很多,一些主要的原因,比如拿西班牙这个国家为例,这四个国家都属于欧盟国家,欧盟国家经济变化是非常坚定和有效的,而西班牙1990年经济发生变化,从原来贸易主导型经济变成了非贸易主导型经济。 包括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经济变化,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经济变化缩短,并且能够让经济持续发展。我以中国为例,向大家阐述经济十年二十年的影响,因为我们不能等到十年二十年以后,再来评判当时的经济发展会帮助未来二十年的经济发展。 下面我以智利和墨西哥向大家展示,在1981年的时候这两个国家面临相同的问题和情况,但是由于经济政策的不同,所导致了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智利为例,在1980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决定要重新调整经济政策,其中很大的影响是对银行业和投资业的改变,因为原有的银行业不稳定,所以智利对整个国家的利息、贷款这些所有跟银行相关的产业做了全面的调整和重新的组合,使经济政策能够在未来更加长久和持久。但是经济政策在改变的几年之后有了大幅度地缩减,在几年之后又得到了回升。 墨西哥这个国家相对于智利来讲就有很大差别,墨西哥并没有对银行和投资产业有大幅度的改变,而是放任他们原有的模式进行,没有以更多的创新创业科技研究投入到新兴产业当中。所以墨西哥这个国家即使在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跟智利相同,但其实在近三十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有一个文章当中,是讲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从中学习到很多,其中对中国银行业的阐述,我极度赞同。因为我觉得中国银行很多的大型银行是国有银行,或者是由非常大型的公司所控股,所以这导致了很多经济政策,和很多投资业的规则可以更容易执行,也更容易让这样的银行和产业进入到国际市场,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资源去适应全球国际化的标准,并且能够吸引外来投资所产生一些影响。 相比于一些中小企业或者中小规模的产业,他们即使希望改革,但是由于他们的规模受限,所以也很艰难,尤其是银行业,他们的改革非常艰难,而且不可能长时间坚持,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进军其他领域,也很难往下一个更高端的产业去发展,这导致了像中国的大有银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帮助,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丰厚资源的国家,由于国家的政策和银行业的规模导致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里突飞猛进的发展、巨大增长,使得资源能够充足规划,包括大规模的投入到房地产当中。 最后我希望阐释我的观点,中国作为目前的经济大国,在所有的经济发展当中有重要的作用,并且我们值得思考。 谢谢![详情]

保定被评为二线城市 副市长:高兴又恐慌 还需多努力
保定被评为二线城市 副市长:高兴又恐慌 还需多努力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保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俊岭出席并致辞。 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把保定评为二线城市。李俊岭称,“我们感到既高兴又恐慌,我们深知保定距离真正实现二线城市还有不少差距,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以下为致辞全文: 李俊岭:尊敬的刘世锦主席,朋友们、同志们,野三坡景色怡人,今天第三届野三坡经济论坛在这里开幕,众多业界翘楚齐聚这里,这是保定发展史上的喜事和盛事,在此我仅代表中共保定市委、保定市人大常委会、保定市人民政府、保定市政治协商会议和马誉峰主任等,包括保定1100多万人民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本会的各位嘉宾、媒体朋友表示诚挚的欢迎,向长期以来支持保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以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为宗旨,在保定已成功举办两届,聚焦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等当前中国城市建设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旨在凝聚城市发展共识,刚才主席的致辞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可以说这是一场推动城市发展的学术盛会和思想盛宴,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与软实力的全面提升,引领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各种资源正在汇聚保定,保定的城市价值正在日益提升,保定被评为二线城市,我们感到既高兴又恐慌,我们深知保定距离真正实现二线城市还有不少差距,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近年来我们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城市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文明的城市发展道路。我们坚持以创新为引领,全力打造活力之城,我们协同发展,把中科院、北京中关村和深圳作为三大引擎,雄安引领,深圳北上,保定落地的格局,在保定建立了56个协会服务站,与科技部、综合院、清华北大等高端创新资源开展深度合作,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作为北京以外首个创新中心加快建设,保定被纳入改革试验区,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我们坚持以产业为基础,我们以产业转型为突破口,现代化产业体系,既做大做强汽车新能源两大突出产业,大力支持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把军民融合五大产业,改造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建筑材料等三大产业逐步形成了主导产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推进的发展新态势,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坚持与绿色为代表,全力打造宜居之城,加强造林绿化和生态建设,深入开展白洋淀流域综合治理,全面推进绿满太行工程,启动实时围绕雄安新区及周边和太行山整个山区丘陵、平原的一河三带八廊,全市城市生态建设,山水临湖的生态画卷。 三年来我们利用保定的丰富资源和旅游资源,既成功打造今天我们所在的京西百渡休闲度假区之后,又打造了保定国际田园区,本月20号我们将在保定市的满城、竞秀和顺平县举办第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保定已经渐入佳境。 我们坚持以低碳之城,全力打造智慧之城,五年的实践探索,在高碑店建立了50万平米低能耗住宅小区,与长城汽车共同打造绿色出行项目,秉承绿色理念,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加快构建绿色智慧交通体系。我们坚持以机遇为使命,全力打造未来之城。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实施,保定作为中部核心区,重要中心城市,迎来了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更为保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把服务好、规划好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围绕总部在雄安,转移转化的,全面开展新一轮城市规划编制,推动保定与雄安新区的发展。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保定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员,正在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独到的发展方式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可以说今天的保定魅力无限,我们衷心希望借助野三坡这一平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地加强交流,不断增强友谊,我们热情欢迎大家多到保定考察指导,热切希望与更多有志之士携手,共创美好未来,谢谢大家![详情]

吴敬琏批农民进城拉动城市化论:需求不等于购买力
吴敬琏批农民进城拉动城市化论:需求不等于购买力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开幕式环境进行视频演讲。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第一季度城市住房销售增长了60%多,从而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了。于是就有人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农民进城以后需求增加,于是商品房的销售大幅度地提高,城市建设投资支撑了经济增长。 但是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区。经济学所说的能够支撑增长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是那种心理上的需求。吴敬琏:“农民进了城以后可能想住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大房子,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收入有没有增长,有没有钱,否则这种心理需求并不能够变成经济意义上的实际需求。” 吴敬琏还认为,分析城市不是简单地说城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规模越小越好,而要搞清楚基本问题。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就有分析框架来研究城市规模问题。 苏州人才为什么爱往上海跑?仅仅是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各种文化设施都比苏州强?实际上不是,吴敬琏调研发现,问题不在规模,技术人员说主要的问题是苏州闭塞,在这里待几年以后技术水平就赶不上了时代了,而在上海技术水平可以不断进步。 “苏州主要问题是来者不拒,专业太多,于是同专业能够交流的人数太少,达不到提高技术水平的临界点。” 金融也是一样,因为涉及到的专业太多,要达到临界点,城市的规模就要很大。所以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规模越大。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万人口。但是制造业不一样了,它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所以美国波音商用飞机的生产基地就在西雅图的小镇上。还有商业,原来要在大城市里,网络发达以后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 以下为演讲全文: 吴敬琏: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相聚一堂,讨论“提升城市竞争力”问题。我在第一届论坛上说了三句话的寄语,我想把这三句话作为对这次论坛的寄语提出来,就是“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发展的路径”。对于我们这些关心、支持、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人们来说,这三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基本问题”。 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的多,有很热烈的讨论,也有很多成果。但是往往流于现象层面的讨论,就事论事,对于基本问题、对于问题的本质缺乏透彻的理解,因此没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够认可的共识。因为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以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提升城市竞争力”来说,它包含的问题非常多,譬如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市化的资金来源问题、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讨论了十几年了,但是对于基本问题没有深入地讨论,没有形成共识。 譬如说,对城市的规模问题有很多讨论。有的人认为,城市规模应该越来越大越好;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病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要发展小城镇。各执一词,言人人殊。这里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到底城市化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深入地讨论。所以对于城市规模问题,就很难用一套经济学的共同语言来进行辩驳。 有些人认为,城市规模和城市竞争力、城市效率是正相关的。他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把一些城市规模和效率做一个回归,证明了二者是正相关的。但是,就像我们经济学走过的道路一样,用回归来分析问题,发现两个变量之间是正相关的,并不能证明它们是因果关系。 十多年以来,在城市化的功能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断地变动,至今也没有一个能够说服大家的解释。在21世纪初期,城市热衷于大投资,出现了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造城大跃进”。当时的说法,城市化是投资的主要来源。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一些城市用海量投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搞大城市铺摊子,等等。 于是,后来的说法变化了,说城市化的功能主要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第一季度城市住房销售增长了60%多,从而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了。于是就有人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农民进城以后需求增加,于是商品房的销售大幅度地提高,城市建设投资支撑了经济增长。 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区。经济学所说的能够支撑增长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是那种心理上的需求。农民进了城以后可能想住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大房子,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收入有没有增长,有没有钱,否则这种心理需求并不能够变成经济意义上的实际需求。 到了2013年、2014年,流行的观点又变了: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自然结果,不能够靠城市化去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不能人为推动城市化加速。 在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我们这里对城市化功能的看法,跟国际上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2007年哈佛大学教授格莱泽写了一本书《城市的胜利》,对城市化功能做了一个很简明的界定:因为人们在城市里的聚集,使得他们能够进行思想交流,于是城市就成为创新的发动机。他从历史上讲起。古希腊时代,学者们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里进行交流,发展出很多新思想;文艺复兴时代,画家们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聚集,绘画技术有了很多新发展。他一直讲到硅谷。这书给我很大的启发。 2010年我们在做“十二五”预研究的时候,邀请了几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罗默到北京进行考察,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次关于城市化的学术报告。他说,当人们在城市中聚集,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流,能够促进新思想(ideas),所以城市化的功能就是产生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他说,因为城市化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人们聚集的密度越大,效率就越高。 对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我跟他讨论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在苏州的调查。苏州好不容易从西部地区引进了一些人才,几个月以后却跑到上海去了。苏州认为,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各种文化设施都比苏州强。其实,那时候苏州已经规模很大了,而且上海近在咫尺,可以很近便地享受上海文化。我们调查发现,问题不在规模,技术人员说主要的问题是苏州闭塞,在这里待几年以后技术水平就赶不上了时代了,而在上海技术水平可以不断进步。所以苏州主要问题是来者不拒,专业太多,于是同专业能够交流的人数太少,达不到提高技术水平的临界点。 罗默说,我的这个意见非常好,除了要发展城市之外,还要加上一条:专业化。 我后来到广东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说了一个意见。金融因为涉及到的专业太多,要达到临界点,城市的规模就要很大。所以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规模越大。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万人口。但是制造业不一样了,它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所以美国波音商用飞机的生产基地就在西雅图的小镇上。还有商业,原来要在大城市里,网络发达以后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 因此,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就有分析框架来研究城市规模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城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规模越小越好。所以我认为,城市化的基本问题需要讨论,这样一些具体问题才能够讨论清楚。 同样,中国经济也有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进行深入地讨论,没有建立起清晰的分析框架。有许多名家参加本次论坛,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上取得成果,能够形成一些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我们的具体问题。也衷心希望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能够持续地办下去,不断地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详情]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将举行:提升城市竞争力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将举行:提升城市竞争力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定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 本次大会分为六个分论坛,将分别讨论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抢人大战与城市竞争力、城市化路径:都市圈和城镇化、雄安机遇与京津冀一体化、进城与下乡、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等方面讨论中国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野三坡论坛名誉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野三坡论坛主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等官员学者将出席论坛。[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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